上一篇讲了程明諲寿文案，因为敏感词“创大业”而惹祸，其实，在此案三年前，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发生的九宗文字狱中，就有三宗是因为敏感字而出事的。
第一起发生在四月，山西武乡县秀才李抡元的父亲李范死了，李抡元请了举人出身的灵石县训导（教育局干事）王尔扬为他父亲写墓志铭。王尔扬撰写完，由该县另一举人赵扩负责书写，再刻在墓碑上。
群众的眼睛在哪个朝代都是雪亮的，李父尸骨未寒，墓志铭就被路人甲发现了问题：
皇考。
父亲死后称“考”，母亲死后称“妣”（“如丧考妣”即形容人极度伤心，像死了父母一样），“考”字谁都能用，没毛病，可是，你一小文人，也配在“考”字前面加“皇”字？这不纯属找死吗？
用个“我考”就好嘛。
开个玩笑，搞下气氛先。
路人甲立即向武乡县教谕（教育局长）王廷诏告密。王廷诏不敢擅自处理，上报知县江廷泰。江廷泰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派衙役将李抡元、王尔扬刑拘，另一涉案人员赵扩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江廷泰和王廷诏便向山西巡抚巴延三禀报。
巴延三一看案情重大，用他后来在奏折上说的，“不胜惊骇愤恨”，即会同相关官员研究案情，很快根据大清逻辑得出推论：李抡元敢这么做，家里肯定还藏有其他违禁书文。
于是，赶紧让山西按察使派员到三个涉案人家中严查，同时知会直隶总督，请求协同缉拿上京考试的赵扩，又让知县江廷泰派得力捕快，带上认识赵扩的保邻①，到山西至北京的必经之路严查访拿，务必早日将赵扩捉拿归案。
必不可少的，还是第一时间将此案向乾隆奏报。
巴延三的奏折是四月初四递上去的，山西离北京近，四月初八，乾隆就有谕旨批复，巴延三等官员接到圣旨，傻眼了，上面只用了十个字为此案定性：“此系迂儒用古，并非叛逆。”
这只不过是迂腐文人套用古文，你们大惊小怪了。
仿佛怕下面这些没文化的官员看不懂，乾隆又详加解释说：
“皇考”之字见于《礼经》，屈原《离骚》及欧阳修《泷冈阡表》俱曾用之，在臣子尊君敬上之义固应回避，但迂腐无知，泥于用古，不得谓之叛逆。（《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三辑《王尔扬撰李范墓志称皇考案》）
你们不要顾字思义，“皇考”这词并不是皇家专用②，早在《礼经》中就有“父曰皇考，母曰皇妣”的说法。屈原《离骚》开篇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是帝高阳的后代，我爸名叫伯庸）。宋欧阳修祭父文《泷冈阡表》开篇也是：“呜呼，惟我皇考崇公！”
也就是说，“皇考”这词，本来只是“先考”之意，为人臣的，本着尊君敬上之意，固然应该回避，但乡野之民，拘泥于古人的说法，用了，也不能说是叛逆。
所以王尔扬替李抡元用“皇考”一词，虽欠妥，但不能上纲上线。代为书写的赵扩，罪责就更轻了，“若本科会试中式亦不过于榜上扣除，今既未经取中，下科仍可令其会试”。赵扩这次如果考上，刷下来就行。不过他没考上，所以下一次仍然可以去考。至于请人为父亲写墓志铭的李抡元，也不用论罪。
乾隆最后说，我处理这些案子，都以公平为原则，无罪就无罪，所以，“此事竟可无庸查办”。
说了这些，乾隆意犹未尽，在巴延三的结案奏折上批道：“彼既迂腐，而汝之不读书及幕宾之不晓事又可知矣。”（《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三辑《王尔扬撰李范墓志称皇考案》）
那些文人是迂腐了点，不过，像你这样不读书的，还有你那些秘书、办事人员多么没文化，可想而知。
得了，有文化的就是不一样。
问题是，这些官员难道都不知道“皇考”的出处和用法吗？
巴延三是满人，很可能真的不懂汉文化；知县江廷泰、教谕王廷诏，都是通过科举上来的汉族读书人，怎么可能不懂？
显而易见，并不是下面这些官员过敏，而是乾隆对此类案子“一个都不放过”的态度，导致下面的人宁可扩大化，也不敢担失察的罪名。
这事过去才两月，湖南临湘县又发生了类似案子。
一个叫黎大本的监生，母亲八十大寿，很多诗友发来贺诗，黎大本将这些贺诗编成一本《资孝集》。书流传出去后，便有人跑到衙门告密，说《资孝集》中不少诗文，竟将黎母“比之姬姜、太姒、文母等”。（《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四辑《黎大本私刻〈资孝集〉案》）
姬、姜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尊贵的姓，古代一般用“姬姜”来称贵族妇女；而太姒、文母则是同一人，周武王的母亲。黎大本这么一比，相当于说“我妈是国母”，你不死谁死？
更严重的是一个叫黎道魁的人写的跋，竟然称黎母为“女中尧舜”，赤裸裸的僭越+悖逆，妥妥的凌迟大罪。
这次告密的，是一位民妇，叫黎李氏，应该也是一位母亲。她的告密，很可能是出于妒忌——同样都是草根妈，凭什么你妈就是“女中尧舜”。
可见，赞美自己妈的时候，不顾及其他妈的感受，是很危险的。
岳州知府接报，赶紧将黎大本等一干涉案人员收监，又查抄了原书板片，然后上报湖广总督三宝、湖南巡抚颜希深。颜希深刚好接到圣旨，离任回京任专职兵部侍郎，所以他便将此案移交给新一任湖南巡抚李湖。
李湖刚上任便接到此烫手山芋，不敢稍有懈怠，命人将所有人犯押解到省，又将案情写成奏折，交由乾隆定夺。
没想到，案情也反转了。
乾隆阅后认为，这些写祝寿诗的文人“皆系迂谬不通之人，妄行用古，与今年巴延三所奏、举人王尔扬代人作墓碑，率用皇考字样者，仿佛相似，并非狂悖不法”。
迂腐、荒谬，食古不化，但性质不严重，跟王尔扬擅用“皇考”一样，不能算“狂悖不法”。
此语一出，多少个人头得以留在项上。
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的结案奏折中特别写到，当不予追究的圣旨向所有涉案人员宣读时，“各犯属环听之下，不仅集中有名人等感激皇仁欢呼雷动，凡属士民无不颂扬圣德，共戴生成，各勉自新。”
皇恩又浩了个荡。
此案最后，乾隆特地在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的奏折上批道：“似此无甚紧要之事，何必四百里驰驿，汝何尚不解事若此。”像这种无关紧要的事，何必四百里加急奏报，你们怎么就这么不懂呢。
还是那句话，这怪得了地方官员吗？他们怎么判断什么是“紧要之事”？揣摸上意，从严从重，就算被斥责，也比落一个“意存姑息”要好。
第三个案子发生在十月，江苏赣榆县（今属连云港）一个叫韦玉振的秀才，为父亲立传，文中写到他爹很厚道，当地主时，“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七辑《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
猜，哪个字敏感？
赦，免除或减轻之意，皇帝专用，你一个秀才的爹，也配用“赦”，罪无可赦。
韦玉振案发，还是他叔韦照向知县告的密。因为没看到韦照的告密状，不知道他是出于妒忌、害怕，还是报复，但这些动机，每一个都细思极恐。
知县也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江苏巡抚杨魁。杨魁判定，韦玉振“殊属狂妄”，依然是常规三部曲：抓人、抄家、上奏。
乾隆看了奏折，了解案情之后，再一次网开一面，认为韦玉振用“赦”字确属无理，“但此外并无悖逆之迹，岂可因一赦字遂坐以大逆重罪乎”？
不但如此，他还直斥杨魁“所办殊属过当，即此可见杨魁之不能实心办事也”。
这就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了，颤抖吧杨魁。
杨魁为什么会将此事扩大化，除了上面说过的，还有一个具体原因，乾隆自己说出来：
今杨魁因前案之失意存惶惑，遇有控首逆词之案，不论其事之轻重，纷纷提讯，株累多人，自以为办理认真，而不知其过当以饰其前次不能查察徐述夔逆词等之罪。（《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七辑《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
乾隆说的，是两个月前发生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这是另一件血腥恐怖的大案（将另辟专文），也在杨魁的管辖范围内。韦玉振案发，《一柱楼诗》案还没结，但乾隆认为他失察，严加斥责过，所以这一次，乾隆看出来了，杨魁用力过猛，只是为了掩饰他上一次的失察。
鉴于此，乾隆最后下旨，将杨魁交由刑部论罪。可以说，这是唯一涉案者被判无罪而办案官员被乾隆警告的文字狱。（最后应该也是大事化小，清史载，杨魁在江苏巡抚任上一直呆到两年后才迁河南巡抚，一年后又迁福建巡抚，所谓“议处”，估计也就吓吓他而已。）
但你要是真的以为乾隆从此放下屠刀，那就大错特错了，同一年(1778)，文字狱案就发生了九起，第二年，十起……单是这两年，就有多少人因为用词不当而人头落地。
可见，在清代，平民百姓的婚丧喜庆，祝寿谀墓，或树碑立传，都需慎之又慎，特别是负责撰写的文人们，是否能活多几年，全看你们家乾隆爷的心情。
注①保邻，即编入同一保甲的邻居，发现案情不举报，有连坐责任。这是从秦朝开始的制度。
注②皇，本指灯火辉煌，后来引申为“大”，如皇皇巨著，即指篇幅很长或很有深度的作品。
2024年0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