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谢秋阳
故事整理、撰稿人：马萧
采访时间：2013年12月4日
谢秋阳，1933年出生，湖南娄底人，农民，“大跃进”运动时期担任作业组长。
问：作为“大跃进”时期的作业组长，您在当时应该属于“阶级出身”好的家庭，请您谈一谈您的个人家庭背景。
答：我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期担任了地方作业组的组长，当时我25岁，我是贫雇家庭出身，因此当时的家庭成份是相当好的，这也是当时基点队干部选我当作业组组长的原因。
我在5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了两次，第一次下堂到了距离家乡几十公里远的地方，我也随母亲到了那里，寄父是一位木匠，我在那里读了一年书，当时的学校教的是儒学，包括《三字经》、《学而立》这样的教材，这还是1949年以前的事情，后来，寄父家里因为人口多，家庭负担重，他抚养不过来，于是我的母亲和我在几年之后又离开了那里，离开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怀上了我的弟弟，他是在1944年出生的，后来，我们母子俩又在我们老家的县城以乞讨为生，当时县城的店铺很多，我们就蹲在店铺的角落里乞讨，等到店主人吃完饭，他们会盛碗饭给我们吃，这样在外面流浪了一段时间，母亲又下嫁到离我家乡不远的一户刘姓人家，这是我的第二个寄父，到了1949年，我和他和不来，闹矛盾，一气之下就离开了那户人家，当我重新回到家乡的时候，我快满16岁。
1949年我才回来的时候，我们家只有一间很小的房子，这是我爷爷遗留下来的祖业，家中没有田产，只有一分地的菜土，为了维持生计，我靠“担脚”（到附近的煤矿山挑煤）为生，当时一天结算一次，干一天活换一升大米，约为一斤半大米，就这样过日子。
1949年“土改”以后，我们家被评为“贫雇农”，从地主那里分到了两亩田，还额外分到了一间房子，有了两间住房，当时我们家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外我还收了一位“童养媳”，她当时只有八岁，也是因为家庭特别贫困，才被我娶过来当作“媳妇”收养，但是这桩婚姻并没有成功，我们在1950年代离婚了。
因为分了两亩田，我们家吃饭的问题才得以解决，此后，我一边种田，一边到附近的煤矿继续做工，这样一直持续到1958年，这家煤矿因为出了一个特别大的安全事故，倒闭了，我又重新回到社队。这段时间虽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讲生活还是过得挺苦的，打个比方，当时我们买一些生活必需里需要走上几里地，当时的代销店都是由政府统一兴办的，私人不允许做生意，有时候连盐都要凭关系，像我的话，因为出身历史好，头脑也比较活跃，关系比较熟，所以我去买盐的话还能买到几包，但普通的社员、农民有时候就买不到盐，如果买不到盐，这些人家做的菜就只能将就着吃，因为没有盐可以调味，还有，那时的农民是没有钱没烟抽的，于是，我们就自已种植烟叶，自已用纸糊烟叶抽，这叫“叶子烟”。
问：请您谈一谈您在“大跃进”时期的工作以及您在那几年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答：我之所以能当上当地作业组的组长，没有被外调炼钢铁，是因为我“出身历史”好，我属于贫下中农，加之我比较年轻，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有干劲”，这样，基点队干部就看中了我。
就在1958年下半年，各地开始响应中央的号召，要“大炼钢铁”生产，要求各家各户都交出自已家里的金属器械，并且要求党员、干部家庭要带头作榜样，我记得当时刚新买了一个铁饭锅，还要求我们自已要带头，我气愤不过，就把新铁饭锅给砸个粉碎，之后才交给工作组的民兵。当时收缴农民家的铁器是由作业组组织完成的，不过，可能上面担心作业组可能会作弊，收缴工作是穿插进行的，就是各个作业组的组长和民兵相互交叉，我带领我们组的民兵去收缴别的作业组农民家的金属器械，而我们这个作业组农户家的铁器制品由其他作业组的干部带队收缴，包括饭锅、柜子上的铜拉环、锣鼓、连佛像上的金属都被拆卸下来了，剩下的佛像就直接扔到池塘里，这是上面统一的规定，我记得有一口池塘被扔掉的佛像填满了，而我们家族的祖先牌位被一位有心的农户藏匿起来，才没有被毁掉，直到1970年代末他才敢公开交出来，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农民没有反抗，也不敢有什么反抗，除了个别的农户把自已家里的铁锅、铁器藏匿起来，绝大部分农户家的铁器都收上去了，当时这项工作只做了几天时间就圆满完成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大约在1959年的时候，有一位地主到“公共食堂”来偷萝卜，被一位农民发现并当场抓住，这位地主被群众五花大绑绑在食堂屋檐外面的墙柱上，那些农民随即通知了我，我赶到了现场，这位地主曾经和我有些小过节，还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那时我的父亲刚去世不久，家里十分贫困，那时我每天都要围着稻田去拾稻穗，有一次我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顺手扯了一把禾穗，却恰好被他发现了，当时他还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而他的父亲就是这片稻田的主人，他用细竹枝鞭一古脑地狠狠抽了我几鞭子，痛得我眼泪直流，这件事情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这一次被我抓住机会了，我当时就质问他，问他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打我的事情，他说记得，我就狠狠地抽了他一耳光，我说是谁叫他来偷集体财产的，没等他回答，我又是一记耳光抽过去，这样，我左一耳光，右一耳光打得他摸不着东南西北，我狠狠地出了这口小时候受的恶气，把这记仇完掉了。
我当作业组长时的工作，主要是安排社员犁田、耙田、收割等这些农活，主要是安排人事，生产方面主要是由我带队去干活，比如：挖“田间大坑”，在农田里面挖一个大坑，将锄掉的草皮都埋在坑里面，熏成粉末当作生产用肥料，当时，我满脑子想的就是干活，上午安排下午的活，今天安排明天的活，很少去想别的事情，因为当时上面都会有政策，有安排，而我们除了干活之外很少去考虑别的，至于安排出工，当时也是根据一个人的劳动能力来安排干活，因为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都被外调炼钢铁了，留在家里的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小孩，实际可用的劳动力其实很有限，一些重的体力活，比如春上干旱的时候稻田需要“踏水”，再比如收割的时候担谷子，我就安排一些体力相对比较好的妇女去干，当然，我自已要带头干重活，当时作业组留在家里的大概有70－80人左右，而这么多人的生产和生活基本上都由我一个人来安排，所以还是有心理压力的。
问：请您谈一谈“公共食堂”时期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况以及造成“饥荒”的原因。
答：那个时候的生活过得真的很苦，当时在食堂一块吃饭是八个人吃坐一桌，吃的是萝卜、白菜，并且每顿的量很少，我们作业组也养了几头猪，池塘里也养了鱼，但是猪肉和鱼肉从来都分不到食堂里面供农民吃的，这些全部要上交给国家。当时我们的粮食收成是由“人民公社”下面的“基点队”的粮库统一保管，因为我们作业组养了几头猪，我们请保管员多发点粮食，他发了善心，在指标粮的基础上以“养猪”的名义多发放了一千多斤粮食给了我们作业组，这些粮食后来全部分给社员吃掉了，不然的话，那一年可能还要多饿死很多人。当时农民的口粮指标并不是按照粮食实际产量来定的，而是由政府统一制定口粮指标，而当时收获的粮食并不是由作业组来保管，作业组组长的工作就是负责按政府统一制定的口粮指标到粮库领取社员的口粮指标，以及每一天安排社员出工干活。
“公共食堂”那几年时间，我们这个作业组大概饿死了10－20%的人口，主要是留在家里没有被外调的，也就是一二十人左右，即便没有被饿死的农民都是水肿，普遍出现营养不良的病症，实际上，当时的粮食产量与往年的粮食产量实际浮动并不大，没有什么“自然灾害”，有些稻田相对往年增收，有些稻田相对往年减产，但这完全是正常的浮动，我认为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干部虚报粮食产量，大搞浮夸风有直接关系，当时的干部为了得表扬，虚报粮食、蔬菜的产量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把作业组最重的南瓜、冬瓜摘下来，挑到十几公里地外的公社去汇报；当上面来人检查农业生产的时候，就把地里的红薯、豆子胡乱挖出来，堆在上面干部必经的道路两边的地里，这样上面的干部看到之后就会赞扬下面的干部农业生产搞得好。
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我们那几年的粮食相对往年并没有减产，但是社员生产出来的粮食却并没有分给农民吃，这些粮食究竟去了什么地方？我当时除了安排社员每天的农活，很少去考虑这样的事情，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