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整理人：马萧
访人：吴玉仁
受访时间：2015年11月15日
受访人简介：吴玉仁，艺术家，出生于1971年，江苏常州人，现居北京，从事艺术创作。2010年5月，因从事“艺术维权”遭到报复，被以涉嫌“妨碍公务”逮捕，在羁押十个月后，于2011年4月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得释放。
马萧：请谈一谈您被逮捕的经历。
吴玉仁：我之所以被逮捕，还要追溯到半年前，2009年冬天，当时，朝阳区的二十个艺术区被拆除，因为这里属于政府牵头开发的国际艺术区，很多艺术家来到这里落户，都签了二十年到三十年不等的房屋租赁合同，很多艺术家装修工作室不到一年，但都被划入到政府的拆迁范围之列，而政府却没有一分钱的赔偿金。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艺术家开始反抗，我也被卷入进来，负责组织、策划一些维权艺术的行动，我认为，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关注社会问题，这是每个艺术家无法回避的，艺术家必须与时代平行，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埋头去创作，这样的话，他们的作品其实是没有根基的。但即使如此，真正起来进行反抗的，其实还是不到一百人。
在抗争的过程中，我也逐渐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因为艺术家是一个受媒体关注的群体，因此，艺术家的维权行动比普通公民有着更多的资源，除了常规的法律规定的那些程序之外，我们把艺术和维权两者结合起来，做“维权艺术”，然后，通过媒体的披露把抗争行动公开、扩散，对政府形成压力。
当时，我与其他一些艺术家一起举行了好几场“维权艺术”，比如，在寒冬中拿着砖头站一个小时，而我们自称为“砖头党”；再比如，我们用棉被把自己里起来，在寒风中站着，通过媒体把这种“维权艺术”的表达形式扩散出去；2010年2月22日又发生了强拆动用黑社会打人，我组织了一次艺术家的游行示威，发动20 多位艺术家去长安街游行，其中七位艺术家打着标语、横幅。每一次这样的维权行动，都吸引了大量的关注，通过一波一波的“维权艺术”抗争，给政府制造了足够的压力，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赔偿了艺术家七百多万块钱，由于我是所有这些“维权艺术”的发起者、组织者，因此政府对我恨之入骨，这样，政治报复也就随之而来。
但真正对我的逮捕延后到了2010年5月31日，其实在此之前，警察已有逮捕我的种种迹象，此前，我到香港举办了个人艺术展，许多朋友替我的安全担心，让我出去之后不要再回大陆，但我当时因赔偿金发放一事，并已经做好了秋后算帐的心理准备，并不在意警察的恐吓，展览开幕结束之后，我就回到北京。
5月31日，我陪同一位陷入失窃事件的朋友去朝阳区酒仙桥派出所报案，结果，警察当场就将我扣留，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这是“自投罗网”，这是一次典型的“秋后算帐”。很快，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朝阳区公安分局的一位副局长都“风尘仆仆”地赶到酒仙桥派出所，专程到现场来监督、指导办案，我在派出所被扣留了24小时。
对于警察来说，这只是一次常规的逮捕行动，在我被扣留不到两个小时，很快就作出了处理意见，把我狠狠地殴打一顿。当时，四个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的食堂，将我的衣服翻上来，蒙住我的头和眼睛，用衣袖子紧紧勒住我的脖子，做成一个“黑头套”，然后，就把我按在地板上，对我拳打脚踢，之所以选择在食堂干这样的粗活，是因为食堂没有监控设备。
殴打完之后，我被解开“黑头套”，发现是派出所指导员在现场指挥，由派出所的副所长带着几个警察动的手，后来，我听到过很多类似的讲述，发现这样的脏活一般都是由副所长负责来干的，因为这个职务正好处于急需提拔的阶段，通常，副所长就会更急切向他们的上司表现自己的“能力”，实际上，从他打我的力度有多重，也可以间接地证明他想在上司面前表功的欲望有多强烈。
殴打完了之后，我被押到一个询问室，让两个协管看押着，把我扔在那里就不闻不问了。之所以殴打我，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给我一个“下马威”，刹一刹我的傲气；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想试探我在这个过程中还不还手，如果我反抗了，警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我安上一个“袭警”或“妨碍公务”的罪名。但实际上，我也确实是主动送上门让他们抓捕的，很早就有心理准备，因此，我只是把即将到来的政治报复当作一种生活体验，心态比较平和。
很快，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就开始介入，一共对我进行两次审讯，一次穿着警服，另外一次是着装便服，但是，他们都对我先前“艺术维权”的行为避开不问，只是一个劲地审问我在派出所现场“殴打”警察的情况。我对他们这种荒诞的做法感到愕然，当然否认我殴打了警察，并且指控警察殴打我的事实。他们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对于我的指控，对警察不利的、符合当时事实的内容都不予记录。后来，他们嫌我啰嗦，干脆就直接提问，让我回答“是”还是“不是”，我明显感觉出他们对事情的真相根本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只是在诱供，想通过我的供述来给我罗织罪名，所以我不再搭理他们，拒绝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拒绝在审讯笔录上签字。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被羁押的这段时间，有两三个老太太到派出所来报警，起因是这些老太太住所楼下的麻将馆影响到她们的休息，让警察出警处理，可能之前已经多次报过警，但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而负责接警的正是先前殴打我的那位副所长，此时，这位副所长立刻换上了另外一副面孔，变成一位居委会大妈的仁慈口吻对她们说话，“劝说”她们不要如何如何，这种变色龙式的思维方式在我的头脑中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瞠目结舌。这位副所长在殴打我的时候，从他口里吐出来的全是脏话，并且下手非常重，特别狠。但他这种欺骗手段，明显连这些街坊老太太，也已经不吃这一套，始终不买这位副所长的帐，坐在派出所前面的地板上撒泼打滚，叫死叫活的。
6月1日傍晚，警察将我送往朝阳区看守所，而给我安的罪名正是“袭警”，我被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刑事拘留。但是，那份刑事拘留的通知书却没有寄给我的家人，直到今天，我被羁押的这段生活经历，警察没有给我提供任何书面证据。
马萧：请谈一谈您在朝阳区看守所的生活经历。
吴玉仁：到达看守所之后，首先是狱医要进行身体检查，我的头部、手臂和后背都有明显的明伤，但看守所的狱医却没有记录，我清楚的记得，我向他陈述伤情时，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偶尔敷衍式地点点头，但并没有记录。而且据我的推测，他在事后也没有补充记录，因为后来律师调阅狱医的体验记录，证明不是我“袭警”，而是警察殴打了我，并且有明伤的记录。但警察方面从来没有提供我被殴打致伤的书面证辞。
我在向狱医陈述伤情时，现场还有一位国保，两位派出所的警察陪同，他们一听我谈这些真实情况时，就向我施加心理压力，进行威胁，在我耳边轻轻耳语，说“进去之后有你好受的。”当时，我马上就想到了我进去之后的遭遇会很惨，想着香港警匪片里面的暴力场景，比如，那种高压水枪冲一下，让警棍捅几下的镜头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但在事后看来，我在看守所的这段被羁押的经历要比我的心理预期要轻松一些。
进去的时候最早被羁押在一个“过渡号”，“过渡号”称为“一筒”，也称之为“严管号”，这是一个专门为第一次被送进看守所的人们准备的，相当于没有过经验的新人，在这里熟悉看守所内的生活，学习看守所的各种规则。我在这个“过渡号”被羁押了37天，在正式批捕之后，我被转到了另外一个监室。
“过渡号”的面积比较大，进深有12－15米的样子，40平米左右，关押了三十多个人，非常拥挤。送进去之后，已经是6月1日晚上七、八点，监室里的人都在“坐板”，当时，号子里的电视正在播放“新闻联播”的电视节目，这叫“新闻板”，像这个洗脑节目是看守所里每个人都必须要看的。因此，我进去就被安排“坐板”，晚上还被安排“值班”，每个班两个小时，看着监室里的其他在押人睡觉，至于值班人数，一开始是四个人，后来，被送进来的人慢慢多了，炕板上睡不下那么多人，就安排睡地板，很快地板上也挤满了人，于是，余下的人就安排值班，最多的时候这个“过渡号”羁押了38个人，因此值班人数也达到了每个班次六个人。不过，我进去时人还不算太多，还能够睡在炕板上，只不过和所有的新人一样，睡在距离厕所最近的一个位置。
进去的时间一长，我才逐渐明白里面的生活规则，作为新人，我的待遇还不算最糟糕的，最起码的我没有挨打。在我进去之前，看守所已经和“过渡号”里的牢头打过招呼，牢头已经提前知道我的情况，还专门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政治犯”。
一般来说，所有的新人进去之后都是要挨一顿打的，这是给新人一个下马威。首先，新人必须脱光所有衣服，光着身子围着监室走几圈，这叫做“身体检查”，看身上有没有伤，其实这项工作本来是由狱医来做的，但实际上朝阳区看守所的狱医只是应付一下差使，实际的“身体检查”就由里面的牢头来完成，连肛门都要检查，在众目睽睽之下光着身子转圈，对于一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精神虐待。实际上，这也是看守所的狱医将这个责任推卸给管号的狱警了，因为人一旦被送进了监室，那么，这个人如果在监室里面出现死亡或其他意外事故，管号的狱警是要受到牵连的，这就好像一条流水线，人被送到哪个环节，就由哪一个环节上的工作人员来把关，至于狱医，并不在这个流程上，无论他是否查验出被检查者的伤情，都不用承担责任。
“身体检查”这一环节过后，接下来新人就必须抱头靠墙蹲在地上，这就进入殴打环节，一般是由“二板”负责打人，用鞋底抽新人的头部，当然，这里面，这不叫打人，叫“教育”。这个打人的环节同时也是向新人介绍里面的人的环节，“这位是大哥”、“我是二哥”、“‘管教’应该怎么称呼”——“听清楚没有？”每说一句，就狠狠地抽一下，新人不能反抗，相反，还必须大声回答：“听清楚了”。
打完之后，再穿上衣服，同时，还会发放一件统一的、有编号的号服，通过了这个环节，新人才算是真正成为看守所监室大家庭的一员。接下来，就是给新人分配“坐板”的位置，值班的时间，以及安排睡觉的地方。
在朝阳区看守所，每天都必须“坐板”，每天八个小时，雷打不动，其他还有值班制度，以及食物供给制度，和其他看守所都差不多。审讯主要集中在刚进去时的前半个月，每天都来回折腾，和其他人的遭遇一样，主要是疲劳审讯，有时候，晚上刚刚睡下，狱警就把我提出去，对于负责审讯的警察来说，这些都是常规的动作，同样的问题反复审问，就是审问我在派出所“殴打”警察的“细节”，各路人马轮番上阵。在这半个月时间里，每天凌晨一两点回到监室里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不过，由于我们这些艺术家的工作时间和一般人不同，因为都是在晚上工作，因此，这种连夜审讯对我来说并不构成大问题，最难受的是白天同样不能休息。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抱一种体验生活的态度进入警察视线的，心态很放松，没有一般人通常会有的那种很强的恐惧感。实际上，从进入看守所的那一刻起，我就将这段被监禁的生活经历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件作品去仔细雕琢，因此，很快地，我就融入了看守所的生活氛围。
马萧：无论是看守所，还是监狱，都是现行专政体系的最终端系统，通过一系列严酷的惩罚规则，将恐惧最终植入到每个人的头脑，最终实现他们对于权力的驯服。但是，即便在这里，同样也存在反抗的现象，对此，您是如何应对看守所的严酷生活的？
吴玉仁：我一进去心里就有目标，我知道我在里面要干什么，首先就是要争取更大的发言权，这样，才能拓展自己在里面的生存空间，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交换，你有什么资源可以和大家分享、交换，有什么价值可以提供给他人，给他人以帮助，不管是牢头，还是其他的在押人。
显然，相对于那些普通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我有很多东西可以拿出来提供给他们，我知道自己并没有真正触犯法律，内心很坦然，没有顾虑，这种自信心是其他在押人所没有的，因此，相比一般的新人，我更容易被其他人所接受、认可。
刚进去两三天，我就开始展现我生活的另一面，在应付日常的审讯之余，我开始作画，对于其他在押人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我给其他在押人画头像，给每位在押人画一副个人的素描肖像画，还有就是画看守所内的场景，没有纸，就用监室里面的手纸，而牢头也感到很新鲜，他是因为赌球被送来的，他提供给了我笔。在监室里，笔属于违禁品，在押人是不允许私自持有笔的，但狱警会给牢头一支笔，因为他每天要做值班记录，即便如此，对牢头的笔的控制也是非常严格的，哪怕是笔芯用完了，都必须上缴给狱警，交换新的笔芯。
除了画这些，我还根据每位在押人各自的需要，画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有一位小孩喜欢卡通片，我就在他的T恤上画他喜欢的卡通人物。另外一个，在看守所，性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被监禁起来的人们长期接触不到女人，没有性生活，因此，在里面，性的话题是不受禁忌的，它甚至是在押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开性的玩笑，聊各自交往过的女人，等等，我就应一些在押人的要求，在他们的被子里画上女性的裸体画，各种不同姿势的女性裸体，供他们晚上睡觉时手淫用。在这个“过渡号”，有两三位在押人向我提出过这种要求，我都满足他们，听老号们讲，以前看守所不时发生“鸡奸”的现象，但自从安装了摄像头装置以后，整个监室无死角监控，这种“鸡奸”现象就没有了，哪怕是再强势的在押人，对性的渴望也只能依靠自己动手去解决，而我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裸体女性的画像，正好可以迎合他们的心理需求。
除了画画，我还有很多资源可以提供其他在押人，比如，我会给他们讲故事，我大学毕业以后，先后在家乡江苏常州、北京，加拿大等地教过书，经历比较丰富，表达能力、对语言的组织能力都很强，而且语言富有煽动性，因此，我讲的故事既新鲜，又很有吸引力，我进去之后，就给其他人讲故事。看守所的生活是非常枯燥、无聊的，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从对各自案情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不管是牢头，还是那些“鼠辈”，都有这种潜在的渴望，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耐心地给他们讲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讲一些新奇古怪的事情，你马上就会成为他们精神食粮的泉源，你很快就会成为他们中间最受欢迎的人物。
这是第一个，我把外面的故事带给监室里的其他人，同时，我每天又在里面不停地创造新的故事，给大家的生活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情趣，这个，你不用刻意去装，在号子里，所有人都会缷下他们的面具、各种伪装，因为大家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朝夕相处，想装也装不了，大家想听故事，我就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源，中间偶尔地再给他们画一两幅图画，不断地交织、穿插，逐渐地打破了以往监室里的那种单调、沉闷的生活氛围，在我心里，这也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同时也把它当作一种成就来对待，因为我给他人提供了知识和快乐。
在这个“过渡号”呆了不到十天，我就慢慢地成为号里的“三板”、“二板”，等到我有了影响力以后，我就要求牢头不要再虐待新人，不要打人，后来，这个号里就慢慢开始不再动手打人了。所以，等到37天以后，我转到了另外一个新的监室，就直接当上了那个新号的牢头，看守所的正式说法叫做“值班员”，等做了新号的牢头以后，新换的狱警还跟我开玩笑，对我说“说这是值班员，其实就是牢头，我希望你做牢头，但不要做狱霸”。
马萧：请您谈一谈您在这个新调的监室里的生活体验。
吴玉仁：我在这个新的监室被羁押了将近九个月，一直没有被调号，直到被释放。这九个月时间，我所在的这个监室两次获得全看守所文明号，这种评比每个季度评选一次，相当于有两个季度都是文明号。另外，我在这里创作了更多的艺术作品，比如，用奶糖做牙齿，用肥皂做成牌九，用一些废弃的塑料饭盒的边角料做成刀叉，等等，我还在监室里举办了一次个人的艺术作品展，把所有的作品都展示给其他在押人看。
在看守所，除了要和牢头以及其他在押人协调好关系，如何和管号的狱警相处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如果你想要在里面过得更舒服一些，获得相对更大的生存空间，狱警是决定性的因素。
狱警其实也是有准备的，尤其是对待那些重点监控的在押人，他们会提前调查、分析这些人的背景资料，其实每个在押人在分配监室之前，管号的狱警就已经把他们整个人研究、琢磨透了，他们会把那些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用价值的人想办法弄到自己分管的号里，但这不是普通的狱警能够做到的，而是那些有一定级别或者资历很老的，总之，在看守所内有话语权的狱警才能够做到。
我在这个新的监室呆了近九个月，和那个管理我的狱警到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地步，在我同他的接触中，我能感觉到这些狱警就是这么做的。这位狱警是一位老狱警，警衔和看守所的所长是平级的，因此，看守所发生的很多重大事情，所长都会同他沟通、商量，听取他的意见，但这位狱警在看守所的职务却并不高，很可能是受到排挤被调到看守所来坐冷板凳的。
当时，这位老狱警知道外界舆论对我的关注度非常高，知道我在国内外非常有知名度，想当然地认为我的作品有很高的价格，对他会有利用价值，于是，就想方法设法把我弄到他分管的监室。很快，他就提出来要我给他画几幅国画，我虽然最早学的是国画，但那时我早已经不画国画了，甚至连油画也很少画了，我这时主要是创作装置艺术，显然，这位老狱警在艺术领域完全是一个外行，以为国画最值钱，他也只能懂到这个地步，所以让我给他画国画，后来，我也确实给他画了，九个月时间，给他画了几十幅国画作品，时间一长，这个消息便在值班狱警内部传开了，这个楼道里的其他狱警也纷纷过来找我，向我索画，我也很爽快地答应给他们的要求，这样，整个楼道的狱警都对我敬重有加。
我是所有监室里唯一一个能够在审讯和“放烟茅”的时间之外，能够自由进出监室的在押人，每天平均可以踏出牢门六七次，专门出去抽烟、喝茶，每次出去抽五、六支烟，然后再回到监室，并且是不同的狱警来请我出去抽烟，有时甚至还会“撞墙”，这个狱警刚刚提我出去抽烟，回到监室还没有落坐，另外的狱警又请我出去抽烟、喝茶。
一般的牢头也能够在这些时间段之外被狱警提出去，但一天最多也就一两次，早、晚各一次，主要是向狱警汇报监室里各个在押人的表现，说直白一点就是向狱警揭发、告密，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牢头每天能够被提出去两次，就说明他和值班狱警的关系已经相当不错了。而我之所以被提出去，完全是因为另外的原因，因为我能够给那些狱警提供各种对他们自己有价值的资源，要知道，每次提我出去抽烟，至少要经过三、四道铁门，每道铁门都要开锁、上锁，因此也算是一个工作量，被提的次数一多，时间一长，我甚至能够凭直觉就能知道谁又来提我出去抽烟、喝茶了，因为每一次他们开铁门、一路走过来，每个狱警拿钥匙开铁门的声音、走路的声音都不一样，很容易就能猜出来谁是谁，我就经常在监室里和其他在押人一块玩这种竞猜游戏，一猜一个准，很少猜错过。
在一个极端的生存条件下，一个人对事物的敏感度会大幅度地提升，有些平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会关注的东西，可能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会变得异常敏感，这就好像一个盲人，他对声音会特别敏感，一个盲人的听力通常会比一个正常人的敏感度高出许多倍，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弥补他失去视觉所造成的缺陷。因为长期被封闭在监室里，难以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所以在押人听力的灵敏度都会提升不少。
对于那些狱警来说，除了想让我给他们画画，他们提我出去还有一个目的，他们也想听我讲故事，和我聊聊天，打发他们自己的时间。其实这些狱警对外界发生的事情同样所知了了，他们在这里工作相当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坐牢，因此，他们也希望从我这里获得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作为交换，他们也会向我透露他们所了解到的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在某天有多少多少人在看守所外面抗议对我的非法拘禁，等等，这些东西原本是要对我严格保密的，但相处时间久了，他们也不在乎这些。
在看守所，笔、墨、纸、砚，这些全都是违禁品，香烟、打火机也是违禁品，但是这些狱警都给我提供，我所在的号相当于我的工作室，不仅如此，狱警还专门把监室顶楼的一个房间腾出来，给我做工作室。
除了给这些狱警创作画作，我同时也会给自己创作一些东西，还有写日记，甚至我每天晚上做的梦，我都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除此之外，我在监室里面的另外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给其他在押人讲课，因为我自己就是这间监室的牢头，在押人的日常生活由我来安排，我就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些看守所没有规定的生活事项，给他们讲授历史课，主要是1949年以来发生的真实历史，这是一项专门针对看守所规则的反洗脑课程。
因为号里的监控设备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因此，这些课程内容虽然属于违规现象，但一开始狱警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间一长，我才知道，虽然那些监控设备不能同步录音，但监室内同样有声音监控，在靠近铁门处有专门的声控装置，专门接收号里发出的声音，所以，有时讲课时狱警还会善意地提醒我，“呦，老吴，又在发表反动言论，离门远点，别说这些反动言论。”
后来，还有狱警专门提我去监控室抽烟，监控室的墙上是一块电子屏幕，一块大视频，所有监室的画面在这里都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视频下面，是一排电脑，这些电脑既连结警察内部网，又同时连着每个监室的声控装置，如果警察想要知道某个监室的犯人在说什么，只要在电脑上点击那个监室号的声音控制键，这间监室内的声音就通过喇叭口同步地播放出来。一旦接触到这些真相，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因为每个人的隐私通过这种极为严密的监控程序都在警察的掌握之下。
我在讲授课程的过程中，还经常会制作一些小道具，使每堂课听起来更生动、更形象，比如，当我讲林昭的故事时，我在备课的时候，专门用肥皂制作了一枚相同比例的子弹模型，上面沫上国画涂料，这个模型看上去就是一枚发着青铜锈迹的真实子弹；再比如，当我讲到夹边沟劳改营的故事时，我就专门画了一幅中国地图，然后，将夹边沟在这幅地图上的什么位置介绍给其他在押人，告诉他们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诸如此类。
在看守所，其实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刚被送进来的人，就要想着如何应付密集的审讯，要权衡是批捕还是不批捕，等到被正式批捕以后，每天又要想着如何应付法院的审理，如何给自己辩护，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判多少年刑期，等等，每个流程都是环环相扣的，人一旦被送到看守所来，他的命运就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所以每个人每天都会很焦虑，焦虑这些同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还要考虑家人的处境，等等，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其实每个人都会带着一种病态的眼光来看待周围发生的事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为什么在看守所里面很多牢头都会经常虐待新人，殴打其他在押人？其实是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和焦虑，舒缓自己的内心压力。
而我则通过这种给其他在押人讲课的方式，把同监室的其他在押人从这种焦虑感当中解脱出来，同时也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尽量让每一天的生活都变得有内涵，有意义，把枯燥乏味的看守所生活转换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
我在里面还立了一个规矩，就是在监室里，所有人都不许打人，不许说脏话，从牢头自己做起。因为我自己就是牢头，所以这个规定实际上是约束我自己，同时也束缚其他在押人，如果谁有违反，就要受惩罚，但也不会像其他监室一样，随意地虐待在押人。主要的惩罚手段是罚值班、劳动，扣减食物，如果更严重的话，在“放茅烟”时，其他在押人可以押烟，但被惩罚者不允许抽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抽，听一些受到过惩罚的在押人讲，这种心情比死还难受。（“放烟茅”：值班狱警每天会提每个号的犯人出监室，抽一次烟，烟是由看守所提供的劣质香烟，主要用来缓解在押人的压力。这也视狱警的心情而定，如果狱警的心情不好，可能三、四天才放一次茅烟）
我在里面关押了近九个月，但我所在的号没有发生过一次打架事件，仅有的一次还没有打起来，看守所是最容易引起打架斗殴的，其他号三天两头就会出打架事件。本来，狱警也是经常殴打在押人的，等到我所在的号的规矩立起来，并且得到有效的执行以后，狱警殴打在押人的现象都逐渐减少了。
至于说脏话，我会作个区分，平时的口头禅、口语，是不追究的，主要是针对那些有针对性的、带有侮辱性的恶意攻击、并有可能导致打架事件发生的谩骂行为，用来预防纠纷事件进一步升级。
在羁押十个月以后，因为警察确实找不到我“袭警”的证据，又不敢拿“艺术维权”的事情对我进行审判（那样的话，政治影响会更大），因此，我被“取保候审”，于2011年4月3日获得释放。
4月1日，刚好是愚人节，“国保”专门来找我谈判，说“上面”有意要释放我，让我写一个“悔过书”，他们好交差。我本来就没有“袭警”，而且还是受害者，又遭到栽桩陷害被羁押了十个月，即使涉及到“艺术维权”的事情，也是政府强制拆迁不予赔偿，违法在先，哪里有错？“悔过书”又怎么写？因此，我拒绝了警察提出的要求。
于是，警察又退了一步，说让我写一个“保证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出去之后的头一个月不能呆在北京，这倒没有问题，我正好可以回老家探望一下父母，他们都为我的安全担心；第二是不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第三是不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两条其实都是有弹性的，因此，我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写了一份“保证书”，这样，才最终获得释放。
马萧：请谈一谈您在看守所创作的作品最终是如何带出来的？
吴玉仁：我出狱的时候，是全裸着身体出看守所楼道的，我把衣服全部留在看守所，和刚进去时一样，连肛门都要检查，“国保”担心我从里面带东西出来，专门给我准备好了衣服，让我穿上，因此，我刚出来时，什么东西也不能带上。
但是，我事先做了很多准备，比如，我让那些提前获得释放、政治上又不是太敏感、警察不会太在意的在押人，把我的一些东西提前带出看守所，交给我的太太。
还有，因为我和楼道的狱警关系不错，因此，我把自己的财物、在里面写的日记，以及创作的一些艺术作品，还有在里面买的一些书籍，都提前交给了那些可以放心的狱警手里，等到我出狱以后，我再约他们出来吃饭，然后把东西交还给我。即便如此，我也只能陆陆续续要回来一些，有些他们认为敏感的、可能会给他们造成麻烦的东西，他们就不予退还，比如，我在里面写了两大本私人日记，他们就没有退还给我，还有，我在里面买的一些书籍，上面我作了笔记，写到一些批评共产党的句子，他们也没有退还，不过，大部份外界寄送给我的明信片，以及我在里面创作的一些艺术作品，短短几个月时间，我创作了几百幅画作，比如，一些人物肖像画、监室内的场景画作、给在押人讲课制作的一些道具，他们都部分退还给我了，我曾经拿这些东西举办过个人的艺术展。相对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因为据我的了解，狱警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要冒风险的，他们如果大包小包地往看守所外带东西，会引起看守所武警的怀疑，而武警和狱警分属于不同的体系，因此，他们每次只能偷偷地带一点东西出来，尽量不惹人关注，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监狱系统监控的严密程度，只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视觉上的盲区。
现在，“国保”经常会找我喝茶，谈到当下的政治形势，他们总是空洞无物地说现在国家如何好。我对他们讲，我们都是成年人，你觉得你们能改变我的想法吗？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完全不一样，一句话，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美的体验，在于我们双方的审美观念不同，这也导致了对政治判断的不同。我对他们讲：在艺术上我是个精英论，在社会和政治层面，我比你们警察更像马克思主义者，我总是强调工会、强调福利制度，关心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认为每个人在政治权利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而你们，却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除了机械地完成“上面”交办的工作任务，你们其实什么也不信。作为人、公民、艺术家，我必须不断地思考和追求事物的真相，就必须不断地反洗脑，当所有的谎言最终被戳破之后，就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在思想上的分歧，同时也让我们对你们所宣传的东西产生根本性的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