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清华附中是“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最初发源地，笔者通过调查、采访当年曾亲历过“文革”的清华附中老师、学生，借以还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及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生活体验，同时也希望当年的亲历者们能够坦陈自己的人生故事，给予后人以启示意义。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宣夏芳
采访时间：2015年5月22日
受访人简介：宣夏芳，女，1946年出生于北京市工人家庭。“文革”期间就读于清华附中。1968年1月参加工作，供职于青海省石油局。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您谈一谈“文革”前清华附中的基本情况。
宣夏芳（以下简称“宣”）：清华附中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子弟学校，1960年开始面向社会招生，并且，一开始就广受社会的青睐，这首先得益于“清华大学”这块金字招牌，考生们基本上都是冲着“清华大学”来的，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清华梦”。
不过，当时清华附中的教学实力确实也很强，老教师的教学经验丰富，而年轻的教师都是从师范大学毕业生中优选来的，既有能力，又有活力。当时，清华附中的校长是万邦儒先生，他非常年轻，也就三十来岁，他的口才极佳，形像也好，在清华附中老师、学生中间的威望很高。而学生是用“分数”这把尺子从整个北京市一个一个量出来的，几乎都是百里挑一的优等生，因此，在“人”这一要素上，清华附中在北京各个中学中占据着相当大的优势。
但当时，清华附中的物质条件却并不好，连校园都“附”在清华大学里，1960年，我们刚入学时，只有初一班和高一班两届学生，各四个班，大部分都是住校生，学生的宿舍楼紧挨着清华大学西北角西大饭厅，是几幢二层简易楼房，房子空间很大，可以搁十几张床，都是上下铺，是真正的集体宿舍。而学生们上课的地方则是借用清华附小的教室，位置在清华园南端，从学生宿舍到教室步行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每天需要步行4趟，这样走读了几周之后，学校把上课的教室也搬到了宿舍楼，楼上做宿舍，楼下做教室，旁边则是饭厅，这样就方便了学生。
不过，同学们倒并没有觉得教学的条件有多么差，只是当时没有自己的操场，没有跑道，没有更多的体育设施，让我们这样好动的中学生感到无处锻炼，但学校还是想方设法地增加学生们的活动项目和场所。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我们教室楼后面，用砖垒了两张乒乓球台子，这是用水磨石铺就的台面，平时同学们就用砖头隔在中间当球网，找不到那么多砖头时就在中间搭一根棍子，就这两张乒乓球台，每个课间休息的十分钟时间都成为各班学生的必争之地，哪个班的学生先占据就归哪个班的学生玩，而老师们似乎也很体量学生们的想法，只要下课铃声一响，就会结束讲课内容，很少有“拖堂”的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高一的男同学各占了球台的一头，互不相让，最后以“三球两胜制”的原则决定球台归哪个班玩，结果那个球台最后归了我们班，大家玩得比哪一天都过瘾。等到1962年，清华附中新的教学楼盖好了，我们的教学物质条件就开始慢慢向好。
而在教学实践上，我认为当时的学校贯彻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注重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倡“又红又专”的革命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所谓“三观”教育，要求老师和学生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并终生为之奋斗，学校还提倡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每年都安排学生下到农村去劳动，到军营搞军训，在学校设置了专门的劳动课，培养学生们的实际动手能力，我们的劳动课学的是木工，当年学校化学试验室里的试管架都是同学们在木工课上自己做的，因此，在“德育”方面，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而在智育方面，老师们更是各展其能，让学生们兴趣盎然的学习，坚决反对“读死书，死读书”，所以学生们的知识面一般都比较丰富，自学能力也非常强。而在“体育”方面，“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我们学校的宣传口号，因此，学校非常重视学生们的体育锻炼，每天早上，住校生起床后就上操场，练习跑步，男生女生分别以班为单位，由各班的体育委员领着跑半个小时，有时万邦儒校长也会参与进来，和学生们一起跑步，下午两节课后，同学们也必须全部上操场参加锻炼，学校还有专门的值班同学和老师，挨着教室检查，看有没有逃避锻炼的。
除此之外，学校还组织了各种课外兴趣小组，有体训队、舞蹈队、合唱团、摄影、美术展，等等，来激发同学们的兴趣特长，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航海队，每周五下午去颐和园昆明湖进行水上训练，划舢舨、驶帆船、结绳结、打旗语，我们还获得过北京市中学生航海活动比赛的旗语冠军。
1963年，我们1960级的初中生毕业，升高中率达到百分之百，其中大约有一半的同学留在清华附中上高中，而那一年的高中生有百分之八十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一半考上了清华大学，因此，清华附中作为北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是名至实归的。成绩证明，万邦儒校长在教学实践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在此后的1964年、1965年，清华附中的升学率继续飚升，到“文革”前夕，清华附中因为升学率高，运动成绩好，拿到奖杯无数，因此，美名远扬，成为中学生心目中的神圣殿堂。当时，清华附中与北京市四中、师大女附中、北京101中学齐名，比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影响力都要大很多。
马：请谈一谈您对“文革”前夕学校的总体生活氛围。
宣：具体到1966年前我们那一届高中毕业生，大约有一半学生是从清华附中的初中班直接考上来，1964年，整个年级进行了“分班”，一共被分为四个班，两个预科班、两个普通班。而学生的具体构成，大体上又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高知”家庭的子女，即知识份子家庭的子女，这些学生因为平时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本人一般又很勤奋，因此很受学校和老师们的赏识，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因为他们出身于干部家庭，生活条件好，他们自认为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个性也相对比较狂傲，而在学习成绩方面，干部子弟一般都不太好，不过，在当时，学校同样也器重这些干部子弟，一方面，他们都有家庭背景，同时，也是学校的资源，另一方面，学校和老师也不敢得罪他们，怕给学校惹来麻烦。还有一部分是平民子弟，即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子女，这部分学生平时很少得到学校的重视，除非他们平时学习很用功，成绩好，或者有个人特长，比如组织能力强，或者演讲口才好，等等。
而在“文革”前，绝大多数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并没有觉得学校、校长、老师们的教学和教育路线有什么错误，哪怕是在“文革”期间，我都始终认为学校的教育路线是正确的，学校走的不是什么修正主义道路。
但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当时的教育，也是有问题的，比如，缺乏对真实世界的全景展示，扼杀学生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讲好的不谈坏的，只讲光明避谈阴暗，只讲成绩不讲错误，总之，学生只能体会到一些表面现象，却无法理解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那时的教育都在围绕一个主题，即培养同学们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忠诚，刘少奇曾经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求大家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共产党员和每个要求积极“进步”的学生的必读文章。
因为长期受政治宣传和这种教育模式的熏陶，报纸上没有任何负面的消息，课堂上老师讲的也都是好的，我们都觉得人们生活很幸福，政治形势一片大好，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去质疑报纸上所说的，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另外，老师也不一定知道真实的情况，更不可能引导学生们去质疑、反思我们体制存在的真正问题，因此，我们在学校里根本了解不到真实的社会状况，这些东西都是在我参加工作后慢慢地在生活中体验出来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三、四千万人，我们在学校里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1968年，我参加工作以后，青海石油局的工友告诉我，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多少人，我还理直气壮的反驳他，认为他是在危言耸听，我说：“你瞎说什么呀，怎么可能哪，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心目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那位工友就告诉我，在马海农场前几年还有“人干”哪。所谓的“人干”，就是人死后，没有人掩埋，日久天长尸体被风干了。
还有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青海有的单位抓“右派”份子，因为上面给每个单位专门下达了“右派”的指标数字，有些单位完不成这个指标，等到下班时，工人们一出厂门，就把人拖上大卡车，不管是谁，不管他有没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主要是凑数。我听到这些真实的故事后非常震惊，感到不可思议，还能有这样的事情？我的师傅就说：“就是这样的。”这些事情我在学校里都是闻所未闻的。
总之，在“文革”前，清华附中奉行的始终是阶级教育的路线，万邦儒校长一直在严格贯彻党的教育政策和方针，一切都按照正常的教学秩序在进行，同学们中间也没有人怀疑学校和老师们在政治和教学实践上有什么问题。
1966年6月初期，等到“文革”一来，同学们中间的思想就开始分化了，一些干部子弟，从他们的父母那里知道，毛主席对当下的教育界不满，比如，毛主席说“农业大学办到城市，这不是见鬼吗？”类似这样的传言不断被流传出来，于是，他们就开始怀疑学校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而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另外一些同学则认为学校奉行的是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双方都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
这种教育是否是“修正主义”之争，后来发展到“血统论”之争。后来，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寄来一封信，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们起来造学校、老师们的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支持干部子弟们的主张，这样，整个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先前那些支持学校、老师们的同学被视为“保皇派”。我们班有个同学，叫郑国行，他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血统论”，结果在“文革”中被定性为“反动学生”，被学校的红卫兵们整得够惨。
而我被卷入到这场运动，起始于对红卫兵全盘否定学校教育的义愤，觉得他们没有良心，1966年6月7日，我在学校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宣战”，题目是“致革干子弟们的一封信”，反对他们，我说他们自以为自己是“红卫兵”，其实是“黑卫兵”。当时，他们认为自己的坚强后盾是毛主席，是党中央，而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只是靠爹妈，所以我说“你们的后盾只不过是一座靠不住的冰山。”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这封信马上在北京的各个学校流传开来，没过两天，招来了很多学校的“红卫兵”。有一天，来了数百人，都穿着旧军装，齐刷刷地坐在清华附中外面的马路两边，声称要和我展开辩论。学校担心出状况，赶紧锁上了学校的大门。
而我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学校的大门是用铁管焊的铁栅栏门，我就翻过大铁门，去和他们辩论，双方还没有正式地说上几句话，我们班的同学担心我吃亏，打开铁门，一下子又把我抢回去了。
这事情还没有完，还有一次，是在学校的美术教室里，时间大概也是在1966年的6、7月间，有一个同学找到我，说宣夏芳，有人找你聊，在美术课教室里。于是，我就去了，看到几十个“红卫兵”围坐成一圈，这一次是真正的辩论，我进去之后，就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然后，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我就扬长而去。后来，有同学开玩笑，说我舌战群儒。我说，他们算得上什么儒。
据说，我写的这张“大字报”最后还辗转传到了刘少奇主席手里，这是一位同学跟我说的，这位同学说刘少奇主席看了以后，说“小小年纪，如此反动。”我说那是刘主席不了解情况。哪怕是刘少奇主席批判我，我也没有认为自己是错的，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相反，我认为自己一点都不反动，现在想起来很奇怪，那么大一个领导批我，我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出于家庭出身，或者当时的老师对我有什么额外的特殊照顾，出于感恩的考虑，我只是基于一个良心的判断而已。在学校，我在和同学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并不会去考虑对方的家庭出身，那时，我根本没有这种政治意识或阶级意识，虽然，当时的学校教育很强调家庭出身的重要性，但我和同学们之间的交往，只在乎自己的内心感受，就是看双方在性格上合不合得来，因此，在我的朋友中间，既有高干子弟，又有高知子弟，也有平民子弟，还有出身于所谓“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不一而足，在我头脑中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和牵绊。
其实在“文革”前，同学们之间的交往并没有讲究太多的家庭出身，学校也没有对每位学生的家庭成份去深挖细掘，至少不像“文革”中那样，完全以家庭成份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所谓的“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她一直以来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是“职员”，每当学校有什么表格需要填列家庭成份时，她一直填的是“职员”，在当时，“职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成份，相当于城市小知识份子。但在“文革”期间，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却查出她的父亲原来是1949年前共产党派驻在日本的“隐蔽战线上的革命者”，她这才知道自己出身于“革干”家庭。
马：请谈一谈您在“文革”期间的所见所闻。
宣：我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学校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因此也没有太多的记忆，偶尔地看到老师们被“红卫兵”押着，光着脚，清理学校的臭水沟，我还看到一位叫顾涵芬的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头发被绞得乱七八糟，在学校里接受“劳动改造”，所谓的“劳动改造”，就是故意羞辱这些老师，让她们从事一些完全不胜任的体力劳动，比如，清理水沟，在烈日下让她们拔操场上的杂草，等等。
而我虽然写过批判干部子弟的“大字报”，并且影响很大，但也许是出于阴差阳错，也许是没有抓住机会，我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并没有整着我，我在1966年的8月份，就早早地和一些同学离开北京去“串联”了，最早一次外出，我们还给学校的“红卫兵”头目写过一个请假条，但没等他们答复，我们就走了，期间又往返折腾了几次。
印象比较深的是在1967年初，我和五六位同学一块去天津蓟县水列庄的农村参加“文化大革命”，说是去农村参加“文革”，实际上是因为在学校里过得太无聊，出去换换新鲜的空气，调剂一下生活。我们在当地住了好几天，在农民家里吃住，每天交三毛钱的伙食费，这相当于农民一天劳动的工分，因此，农民其实是很欢迎我们这些学生的。但很快我们又和当地的造反派们发生了冲突，有一天，村里的造反派农民组织“批斗会”，斗争村子里的“走资派”，而我们又站在那些“走资派”们的立场上，实际上等于为当时的弱势一方说话，不让他们开批斗会，这样，双方就发生了分歧，但农民们没有什么政治水平，他们没法和我们这些北京下去的学生们辩论，双方不欢而散。后来，我们想离开那个村庄，但这些“造反派”农民不服气，不允许我们离开，说我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有同学从北京专门赶过来替我们解围，以学校要求统一参加“军训”，不再参与地方“文革”的名义，这才把我们从当地解救出来。
这段时间，学校开始进入“军训”期，就是所谓的“复课闹革命”，由部队接管学校的权力，而我们因为已经高中毕业，有些同学就教授低年级的课程，有些同学在外地搞“串联”没回学校，有些同学则干脆呆在家里，因为我们的人事档案都在学校，大家都在等待下一步的分配去向，我和四五位同学因为闲得无聊，就自作主张，自带干粮和火炉子，骑着自行车，深夜出发去北京郊外旅行，骑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先是到了潭柘寺，寺里的住持给我们几位同学专门安排了一间房子，供我们休息，我们就吃住在寺庙里。然后又去了百花山林场，在百花山林场，我们住在工人的集体宿舍，吃在职工食堂，还不用我们自己掏钱付伙食费，这些工人的家大多在北京市区，相当于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对我们很热情，我的自行车摔坏，工人还给我修好了自行车。
当时，学生们外出都是要各学校开具介绍信的，对方通过介绍信来决定接待串联的“红卫兵”，我们是自作主张外出的，因此没有学校“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怎么办？因为我们随身都携带着《毛主席语录》，这些“小红书”的前面有一张空白的扉页，扉页上盖了一枚公章，注明了是哪里的“红卫兵”组织，我们就把扉页撕下来，自己再填写一份介绍信，就这样瞒天过海地解决了介绍信的问题，在外面晃悠了整整一周时间，这才重新回到学校。
1967年这一年，我就这样在无聊中度过来，等到1968年1月份，我就离开了学校，去了青海石油局，正式参加工作。
马：请谈一谈您在工作期间的生活体验。
宣：我于1968年1月7日离开北京。在此之前的1967年年底，同学们就开始往外走，即所谓的“上山下乡”，去“插队”，我属于第三批，在当时也算是走得比较早的，我和班上另外一位女同学一块去了青海石油局，清华附中一共去了十三人，高中毕业生六位，初中毕业生七位。
那时，全国包括学校、农村、工厂、军队都在进行“文革”，所以，当我们一行人去青海石局油工作时，同样也不可避免地要参加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在青海石油局，工人和清华附中的学生一样，也是分为两派，一派叫“818”组织，这个组织是造反派，反对青海石油局各级官员的，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取材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百万红卫兵。另一派叫“青海石油兵团”，这一派主要是维护单位领导的。不过，青海石油局的权力掌握在“造反派”手里，他们在政治上是占绝对上风的，而“青海石油兵团”这一派别属于被边缘化的，我们从北京过去的这批学生绝大多数都支持“青海石油兵团”，反对批斗单位的各级官员。
在“文革”期间，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是不正常的，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也不上课，特别是工人，白天虽然也要上班，但是绝大部分精力和心思都必须放在“文革”的“阶级斗争”方面，每天晚上都要组织开“批斗会”，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
这种批斗会主要由“818”造反组织的头目主持，绝大多数时间是批判已经被整倒的石油局各级官员，开会时两派的工人都必须参加，时间至少是一个小时，首先是学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是一本正经的宣读批判材料，上面列举被批判对象的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为，把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或编造的东西拔高到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度来进行批判，那时候，这种批判的方式叫做“上纲上线”。
等到主持人宣读完批判材料，台下的听众都必须齐声高喊“打倒某某某”、“誓死捍卫毛主席！”之类的口号，有时候，在批判的过程中，也会高呼口号，用造反派内部的话说，这叫“壮声势”。不过有一点，像这样集体一致喊口号的行为并不是工人们自发的，而专门有人在工人中间领着喊。
在批斗会上，被批斗的对象都在事先被押到台上，规规矩矩的站着，因为批斗对象的名额毕竟是有限的，而这种会议又天天晚上要开，因此，每个对象就隔三差五地轮流被押上台，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日子久了，这种批斗会就显得特别无聊了。而在单位，像参加这种会议就是工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工人都是积极参加的，我内心里十分反感这种会议，因为太多太频繁太无聊，但不敢公开说出来。
现在回过头去想，这些“斗争会”的场面非常搞笑，有点像恶作剧，但在当时，这样的场面是非常严肃的，也没有人觉得这种场面有多么荒唐和可笑。如果有人在现场偷偷发笑，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极有可能周围的工人马上就会揭发你，把你直接押上批斗台，你立刻就变成了一个活靶子，所以，开了这么多的“批斗会”，我还没有看到谁在会议现场因忍不住发笑而被批斗的，也包括我自己。
除了这些老面孔，不时也会有一些新的批斗对象被拿来批斗，有一个北京学生，姓李，他是初中毕业。有一次他所在的单位开“批斗会”，突然，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目当场宣布，把“现行反革命”份子李某某押上来。结果，他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造反派”们押上批斗台。后来才知道，他有一次无意中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被别人揭发了，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都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但是周围的有心人却记住了。
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几乎每个人都是人人自危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倒霉，从人群中被纠出来押上批斗台。
还有一位一块赴青海的同学，他姓刘，是政法大学附中的，是个高中毕业生，他的情况就更荒诞了，他是一个思想非常正统的人，酷爱学习“毛选”，并且学得非常投入，很用心和专一，时不时还会在“毛著”上写了眉批，写一点儿心得，有时，遇到一些自己一时难以理解的句子，就在文字旁边打一个小小的问号。结果遭到了灭顶之灾，被人揭发了，你还敢质疑毛主席思想，你还敢在“毛选”上写批注！一旦有人揭发出来，你纵是有一万个理由，也是百口难辩，一个实实在在的“现行反革命”就这样诞生了，那些抓到这么个“现行反革命”的造反派们也以功臣自居，洋洋得意。
后来，这位姓刘的同学被判了七年监禁，送往青海德令哈劳改农场，这大概是1971年前后发生的事情，听说后来他被提前两年释放，实刑五年。（注：经笔者了解此处叙述有误，这位刘姓同学实际被判五年监禁，被送往青海哈德令劳改农场接受改造，三年后获得“平反”，但是，青海石油局没有人去农场接这位刘姓工人回单位，因为没有接收单位，这位刘姓同学虽然被“平反”，但实际上却一直在劳改农场接受强迫劳动，事发七年后，他才重新回到青海石油局工作。）
除了这种“批斗会”，最恐怖的还是“武斗”，我在青海石油局见证过一次大规模的“武斗”场面，时间是1968年的5月，也就是我们刚参加工作不久。那一次“武斗”的规模波及到整个青海石油局，上上下下一万来工人全部动起来了。
青海石油局的各级单位分布在三个地区，即“四号”、“五号”和老基地。“四号”相当于石油局局机关，医院、研究所等单位驻地。“五号”主要是生产单位，包括油矿，钻井，水电厂，炼油厂，运输车队，等等，我们下去的同学基本上都在“五号”。“老基地”有机修厂、运输处、水源等，每个单位之间的距离又相隔十多公里地。
“武斗”发生在深夜，当时是真打，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单位的所有资源，包括运输用的卡车，几乎全部控制在“818”造反派组织手里，而“青海石油兵团”的工人只有挨打的份。那天晚上，当我得知打架的消息以后，我和另外一位女同学从“五号”的宿舍楼里跑出来，往“四号”的方向跑，想到那里去避难，途中又遇上一个北大附中的男同学，于是我们仨结伴而行。那个地方全部是沙漠地区，中间是一条连接各个单位的公路，公路两旁是盐碱地，我们三人不敢走公路，因为不断地有造反派驾驶的大卡车从公路上通过，他们在不停地搜寻和追捕四处逃跑的石油兵团的工人，在他们眼里，这些成员叫做“黑老串”，这次武斗，他们针对的对象不再仅仅是单位的当权派人物，而是涵盖了所有支持他们的工人，包括我们这些新来的学生。
这种盐碱地有点像沼泽地，又有点像正在融化的冰雪地，人一踩上去，脚下就吱嘎吱嘎作响，看似坚固的地表就往下沉，深一脚浅一脚，十分难走，这还不是最困难的，最麻烦的是，我们必须一路上躲避沿途开过来追赶的大卡车，只要看到大卡车远远的驶过来，我们就必须赶紧趴在路基上面，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防止被卡车前面射过来的探照灯光发现，学着教科书里的解放军侦察兵的样子，生怕被敌人发现了，在当时，我们根本无法想像被他们发现、抓住的后果是什么。
因为我们才到青海不久，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又是在晚上，人生地不熟的，很快就分不清地形地貌和失去了方向，走着走着就迷路了，而且我们心里总是担惊受怕，生怕被造反派的成员抓住，所以一路上都在忐忑不安。大约走了一个小时，突然发现了一个居民点，我们非常高兴，进去之后一问才知道是采油五队，很快我们就被采油五队的“818”造反派成员抓住了，他们想把和我们一块同行的男同学带走，我们不让，质问他们想把这位男同学带到哪里去，他们见我们两个女孩子不依不饶，于是就把我们一块带走，结果，又把我们重新押回到原单位所在地。
本来我们是看到“五号”在发生“武斗”，才想到去“四号”避难，后来才知道，整个青海石油局，不管是“五号”，“四号”，还是老基地，那天晚上都在“武斗”。那天晚上打死了一名工人，是人用镐棒打死的。
至于我们还算幸运，被抓住以后，和我同行的女同学没有什么事，而那个北大附中的男孩子，不是和我们一个队，好像那天晚上也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只有我被涂了个满脸黑，因为那天晚上我的态度比较强硬，所以造反派的成员指责我就是一个“黑老串”，顺手拿起用来刷“大字报”、宣传标语的墨刷子，把我涂了一脸的墨汁。在整个“文革”期间，我亲身参与的，经历过的“武斗”场面就是这一次，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在学校，我没有见过“武斗”。
整个那段时间，单位的工人都是人心惶惶的，没有一个消停的时间，人人都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主支配的个人时间，私人空间就更谈不上了，每天晚上都要开批斗会，并且大家都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哪天晚上不用学习，不用开会了，那该有多好呀。
在林彪出事之前，大概在1969年，那时正是林彪红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在私下里问一位同事，他是个大学生，平时我很信任他，我说：林彪真的是那么忠于毛主席吗？他瞪了我一眼，说：这种问题你也敢问？我一下就被堵住了，在当时，说这种话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过，他也没有揭发我，但这件事情却一直装在我心里，我一直惴惴不安，把它当作一个心理包袱和负担，好像从此以后就有一个把柄落在别人手上，哪怕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在那种社会氛围下，一个人能够保持沉默，不去主动作恶，不去整人就算是好人了。而他这种能够保守他人的秘密，不揭发、不检举他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也因此要承担风险，如果我一旦在别的场合说过同样的话，被揭发出来，就有可能连累到他，他会因此背负一个“知情不报”的包庇罪名，这也更加证明了那种真正友谊的弥足珍贵。
1971年林彪出事以后，我心里悬了两年多的这块石头才总算落地，后来，我带着一丝感激的心情问他：当时为什么不揭发我？他说：你傻呀，我揭发你你不会否认啊，再说你不会反咬我一口，说这话是我说的？
我当时听了以后心头又是猛得一震，人竟然还可以这样否认自己曾经说过的话，甚至还可以去构陷别人吗？这当然是一种善意的调侃，也说明在当时，人们说话行事都要谨小慎微，因为你一旦说出来某句话，就再也收不回去了，你想补救都不可能，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时候人们真的没有任何言论自由。
那时，谁都不敢公开地抱怨社会，连私下里发牢骚都不行，在人们的潜意识流里，一个人如果抱怨社会，抱怨生活，实际上就是变相地在抱怨共产党，抱怨社会主义，一旦被人抓住把柄，一旦被人揭发，就可以“上纲上线”，把一句无关轻重的话，一件芝麻大的小事无限地放大，很多“现行反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一个“现行反革命”，他才二十出头，是四川人，家是农村的，有写日记的习惯。有一次，他回老家探亲，在日记里写下了他对家乡的真实观感，感受到农村的落后和农民们生活的艰辛，所以，他在日记里写了类似“农民苦，农村落后”的句子，还有，他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一些关于台湾的事情，他在日记里还写了一些赞美“台湾好”的话，结果日记被人发现了，于是，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这个年轻人是老基地的工人，但开“公审”大会时，整个青海石油局的工人全部参加了，少说也有几千人，因为这些日记上的“反动言论”，他被处以极刑，被枪毙了。
而在这时，我早就不写日记了，正是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我在1966年“文革”初期，还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到了1966年下半年，我就不写日记了，因为在“文革”期间，我听说一些同学，特别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就是因为平时写的日记，被人抓住了把柄，结果被整得很惨。因此，我后来有些顾虑，尽量不留下任何文字性的东西，这些文字极有可能在日后成为致命的罪证，那时，一个人既要避免祸从口出，更要防范祸从笔出，嘴里说出来的话还可以想办法否认，但写出来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补救了，“白纸黑字”，想赖都赖不掉，所以，一个人在生活中尽量地不要留下任何痕迹，要像影子一样生活，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据我所知，我们单位被抓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其实还并不算太多，人们平时都小心翼翼的，大家都在随波逐流，不会随便说什么出格的话，所谓的“出格”，就是指那些不满现实的情绪，或者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东西，就是说真话。
马：请谈一谈您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
宣：即使到了1971年林彪出事以后，我都一直没有怀疑过党的政策和“文化大革命”本身存在的问题，当时，我只是在暗地里担心毛主席的人身安全。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毛主席永远都是立于不败之地，他就是一个神，现在突然发现，怎么他老人家身边竟然还潜伏着像林彪这样的坏人、野心家。
另一方面，为了消除林彪出事后的政治影响，党的政治宣传不得不重新作些调整，这样，不得不释放出一些党内权力斗争的真实信息，来打消人们心里的疑惑，虽然，这些信息极为有限，但思想上的禁锢不再像先前那样密不透风。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真实的小道消息便流传到社会上来，在人们中间口口相传，比如，张志新遭到酷刑，被割喉的消息，诸如此类的，这些消息给我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憾，促使我去反思一些问题，以前，在学校，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认为老师讲授的东西就是真理，但现在，结合自身的真实处境，发现很多东西并不像学校老师讲的那样正确，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我在课堂上学到的，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就是要专阶级敌人的政，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嘛，而现在，我已经从学生成长为工人，属于工人阶级的一员，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我心里却时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是担心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知道哪一天会砸到自己的头上。显然，我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在我周围经常发生这样的变故。
再比如，如何定义“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认识问题。以前，在学校，老师将工人阶级说得天花乱坠，优点一大堆，将工人阶级描绘得没有任何瑕疵，但现在，我已经是工人了，我周围的同事也都是工人，但我怎么看他们也没有像老师在课堂上讲得那样光辉、神圣和崇高。那时，我们这些工人都是很瞧不起农民的，在工人眼里，农民只是一些目光短浅、自私自利、思想狭隘、猥琐愚昧、麻木不仁的野蛮人，一谈到农民，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小农意识，完完全全是贬义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在我看来，工人不就是一些穿上工作服的农民吗？只不过，工人做班有固定的工资，退休后国家给发退休金，而农民远没有这种待遇而已，但在思维方式上，工人脱下工作服，和农民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显然，我的观察并不是情绪化的，像工人自私自利、损公肥私的现象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打个比方吧，那时，工厂里并没有太多的活，而在工人中间也分了很多的工种，比如，机修工、电焊工、钳工，等等，很多工人就用工厂的材料干私活，做一些家里用的生活物品。而他们使用的材料都是很昂贵的上好材料，不会使用那些边角废料，并且非常浪费，但是工人一点也不心疼这些国家财产。而工人们给自己干私活不仅用最好的材料，而且还是用最精湛的技艺，给单位干活时远远没有这么用心。
这样的现象多了，在工人们中间还公开地流行一句顺口溜，叫“工厂是我家，需要从家拿。”相当于拿工厂的东西就是拿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实际上，比拿自家的东西还不心疼一些。
等到1971年林彪出事以后，单位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像先前那种没完没了的“批斗会”慢慢地减少了，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渐渐地恢复到一种常态，每天上、下班，偶尔地也开开会，但此时已经不像先前那样频繁和激烈了。不过，在政治上依然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照抓不误，套在工人们头脑中的这根紧箍咒，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才慢慢地淡化、去掉。
我在对“阶级斗争”这种观念同样也有所反思，在我看来，“阶级斗争”的学说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一种伤害，这种伤害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隔膜，它同时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在人与人之间人为地制造了仇恨和敌对心理，不过，从政治上认识它同样也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
马：请谈一谈在毛泽东时期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生活状况。
宣：现在看来，当年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匮乏的，就我们家来说，一共就两间房子，一间大的，一间小的，大约三十平米左右，这两间房子，住着我们一家七口人，大一点的房间，住着父亲、母亲和我最小的妹妹，其他兄弟姐妹四人就塞在那间小房子里，别说洗澡间，卫生间，厨房，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光是安排一家人的住宿就把整个生活空间给填满了。而像我们家这样的居住条件，在当时的工人家庭中间还算是不错的，很典型的一个生活背景是，我们在学校读书期间，同学之间是很少相互串门的，哪怕彼此的关系再好，也很少邀请对方去自己家里作客，一方面，一般的同学家根本没有地方招待客人，普通老百姓连挪腾的地方都没有，另一方面，家里的长辈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招待客人的，像瓜子、花生、糖果之类的东西在当时都是奢侈品，通常要过年才会有的，所以同学们之间一般是不相互串门的，如果要玩的话，也都是约在外面一块捉迷藏、做游戏。
虽然当时的物质条件极为匮乏，但是没有对比，所以很少有人公开地埋怨自己的生活过得艰苦，相反，像我们这些学生，都认为自己的日子过得挺幸福。从纵向来看，在教科书上，在电影里，描绘的都是1949年前的旧社会那种战火纷飞的苦难人生，都是一些家人流离失所，人们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的生活场面，而横向的比较，老师们在课堂上讲的，说美国、台湾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提到美国，老师就会咬牙切齿，说那里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会拿来救济处于饥饿之中的工人，并且美国人在全世界到处侵略，经常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反对，因此，在学校，我们经常会被组织起来参加反对美国的示威游行。至于台湾就更不用说了，那里的台湾同胞生活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蒋介石在大陆干尽了坏事，跑到台湾以后，台湾人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开始是好的，说苏联是老大哥，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反对资本主义，说苏联如何如何进步，如何如何好，苏联人的生活过得比蜜还甜。等到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在政治宣传中就把苏联描绘成人间地狱，说苏联的经济如何如何糟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并且苏联对外大搞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总之，一开始，把苏联天使化，后来，又把苏联妖魔化。
我还记得大概是在1963年，我们的政治课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来证明苏联的物质匮乏程度，说苏联的妇女买西红柿都必须排队，当她终于排到售货窗口时，对售货员说：买两块钱西红柿。售货员就问她：用什么东西装？这位苏联妇女就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块小手帕。而清华附中周围当时都是农田，每到西红柿采摘的季节，一毛钱可以买一脸盆西红柿，而苏联人花两块钱买到的西红柿能用手帕装满。政治老师借这个故事来向学生们证明中国的经济形势好，物价便宜。
对于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来说，不管外部的世界如何变化，最终落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基点总是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形势永远是一片大好，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那时候的人们思想很单纯，党说什么就信什么，在课堂上，老师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哪怕和现实生活的反差相距甚远也很少有人去反思。
因此，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听工友们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多少人，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单位为了完成上面规定的指标定额，将无辜者送进大卡车，我都不愿意相信这些都是真的，甚至还反驳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谣言。
但随着生活的深入，我发现在学校里老师讲到的东西和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完全是两回事，比如，对1949年前的地主的认识，一直以来，我认为地主的代表人物就是黄世仁，周扒皮之类，他们心如蛇蝎，无恶不作，绞尽脑汁剥削农民们的劳动成果。有一位农民出身的工友得知我的师傅有两件毛衣，他感到非常惊讶和羡慕，夸我师傅“连毛衣都有两件”，说我的师傅比“他老家的地主还富有。”这让我感到震惊，竟然还有那样贫穷的地主，如果一个地主连两件毛衣都没有，那我师傅又算什么？
1971年以后，我从工厂的车间调到子弟学校去当老师，我担任小学一年级的算术课程，这是一切最简单的课，专门教小孩子1+1＝2。当时子弟学校有一位女老师，是青海师范学校毕业的，分配在我们单位的子弟学校任教。
“五号”有一家商店，也是唯一的一家商店。有一次，商店里卖松花皮蛋，二毛钱一个，在当时算是价格很高的，而在当时，像松花皮蛋这种东西并不是经常有得卖的，因此，即使是价格高，也还是有很多老师跑去买松花皮蛋。这位女老师花了两块钱买了十个，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日常花销。结果到第二天早上，在“早请示”时间，她问大家：你们买的松花皮蛋是不是坏的？我买的皮蛋全部坏掉了。我感到非常奇怪，就问她：怎么是坏的呢？她说：我剥一个发现里面是黑的，又剥一个，发现还是黑的，都坏掉了，所以剥到最后我把皮蛋都扔掉了。我一听，明白了，就笑了，问：你扔哪了？她说：扔在垃圾簸箕里了。我叹了口气，说：你扔的时候叫上我就好了，我来去捡，可惜了。
她不解，问为什么。我告诉她这松花皮蛋本来就是黑色的，她这才明白过来。可以想像，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松花皮蛋长什么样儿，而这位女老师，在当地可能还算是一位有见识的。
有时候商店也卖香蕉，像卖皮蛋的次数都很少，一年之中也卖不了几次，香蕉就更不用说了，有时几年也卖不了一次。有些工人不知道香蕉应该怎么吃，别人就告诉他，说：先洗一洗，再咬着吃。工人就真的用水洗一洗，连着香蕉皮一块咬着吃。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也说明了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流通不畅的真实状况。
不过，就我个人来说，在经济方面还算是不错的，青海的工资水平比内地包括北京的工资都要高一些，在青海石油局，一个二级工的月工资就有四十多块钱，所以我参加工作后，手头上并没有感到特别窘迫和不宽裕的状况，相对于当时其他人的生活条件。
记得有一次回北京，我在一家饭馆里招待一位河北的亲戚，当时一共有十三个人，我点了一桌子菜，有烤鸭，有海鲜，一共才花了五十多块钱，当这位亲戚知道我一顿花了五十多块钱后，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说这顿饭相当于他一个多月的工资。有时，我和我的爱人回北京，偶尔也会去“老莫”搓一顿，花上十多块钱，能吃得很温馨。
总的来讲，在毛泽东时代，物质生活和个人的经济条件是非常匮乏的，因为工人的收入有保障，所以相对还要好一点，但是农民的日子，就过得很艰苦了，即便到了七十年代，农民们的生活也没有得到太大的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