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我所经历的毛泽东时代(11)

采访对象:谢中和
故事整理、撰稿人:马萧
采访时间:2013年12月7日

谢中和,1930年出生,湖南娄底人,农民,“黑五类”子弟。

问:请您谈一谈您的家庭出身背景。

答:我们家庭当时的财富主要是靠我爷爷做正经生意挣来的,中间可能发生过一些偶然的幸运因素,从时间上进行推算,应该是在清代的光绪年间,当时我爷爷继承了祖辈遗存下来的一笔财产,他将手中的财产全部用来做煤炭生意,但是他正好赶上煤炭市场的一个低谷期,当时的煤炭市场价格很低,于是,我爷爷把煤炭屯积起来,等了很多年,据说煤堆上面都生长了树木,这时候,煤炭价格开始上涨,我爷爷就把他屯积多年的煤炭运往长沙、湘潭等地,挣到一些钱,就用这些钱在家乡盖了住房,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这些房子是在民国元年盖的,总共有十八间小房子,我爷爷当时有三兄弟,每人各分得六间住房,这些房子消耗了我爷爷挣到的所有钱,听说盖完之后他没有钱来支付工人的工钱,只好等到稻谷收成以后,卖了稻田里面的稻子用来结算工资,当时,我爷爷三兄弟每人有三担水田,一担水田有50担谷,相当于现在的十亩水田,这是祖辈留下来的祖业。

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他虽然没有上过正式的学堂,但是肯钻研,写字、作文、祭礼、拉琴、吹箫、看风水,几乎样样精通,在1949年以前他还是一位教书先生,新学、老学都能教,当时的新学主要是指才开始流行的白话文,老学则是指文言文,他教了很多年的书,到1949年的时候,我父亲44岁。

相比之下,我二伯父读了很多书,但是他读的书却没派上用场,他在“京广学堂”读了很多年的“私塾”,当时有“十里莫逢京广,五里莫逢人命”的说法,就是人遇见这些事情都是不好的,说明当时这些私塾里面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都不是受欢迎的,这些私塾一般都是供有钱人的子弟就读的,相当于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骄横霸蛮、目空一切,所到之处,鸡飞狗跳,专门惹是生非,因此,我二伯父虽然上过学堂,但实际上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他在1949年以后被划为“中农”,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了二伯父,因此,实际上我被视为“中农”子弟,这是我们家庭的大致情况。

问:作为有钱人的子弟,请您谈一谈1949年以后您家庭发生的变故。

答:到1949年“土改”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没有教书了,他给亲戚开办的一家煤矿做工,负责过磅的活计,当年我的父亲几兄弟从我祖父手中继承了十亩地,后来因为维持家庭都陆继卖掉了一些田地,到1949年的时候,我们家当时还有三、四亩地,因为财产较多,他被地方上的“土改”干部评为“地主”,我大伯父只有不到一亩四分水田,二伯父也卖掉了一些田地,在“土改”中他实际上还分到了一些水田,因此,他们两人被评为“中农”,而我奶奶当时还有五亩水田,和我父亲一样,被划为地主,至于住房,我们家因为人口多,而且农民分来分去分不清楚,结果还是归我们自已居住,只有我大伯父腾退了三间房子,让给了后来的连组妇女主任。

在“土改”中我的父亲因为害怕没有回家,任凭家中闹个天翻地覆,因此他并没有受到批斗,我的大伯却没有我父亲那样幸运,他家的财产没有一次性地交出来,就被“土改”工作组的干部揪出来批斗,批斗了几次,直到他把家中的财产全部交出来为止。而我奶奶也没有幸免于难,她因为有五亩水田的财产被评为地主,当时家中有一副上等的磁木棺材还没有被工作组的干部抄走,这是给我奶奶添置的,当时连组的农会主席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我奶奶讲,如果她还不死的话这幅棺材就要被没收,归农会所有了,我奶奶就在这处惊恐和压力之下去世的,在1949年下半年,她去世的时候是80岁。

当时的阶级成份都是由地方政府和当时的连组干部定的,这位农会主席是一个文盲,一字不识的,曾经在我们家当过雇工,因为能说会道,所以当时的乡政府很重用他,任命他做连组的农会主席,但是他并没有参加共产党,也没有干多长时间,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早早地去世了,临死都没来得及加入共产党的组织,

还有一位地主的际遇也是这样,他不承认家中有多少财产,就揪出来进行斗争,当时是公社来的干部斗的,说他们家有枪、有钱,公社的干部斗完之后,再由连组的农会主席带着民兵继续斗争,他被拘禁在大队的加工厂内,所谓的“斗争”,其实就是审问、殴打,要求被斗争的对象交待自已的罪行,这样反复进行好多回,审查他的枪支下落、财产情况和有没有加入黑帮组织,是不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等等。

在“土改”的过程中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很多,有一位有钱人,因为拒不配合“土改”工作组的干部落实当时的政策,不配合他们清算财产,被划为恶霸,这个成份是很严重的,结果他被反复的斗争,他拒不交待家中财产的下落,不承认有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最后一次,工作组的干部用烧红的铁烙头烙他,据说铁烙头揷到了他的肛门里,用这种残忍的方式逼他交待财产的下落,他就是这样被活活烙死的,但是到死也没有查到工作组的干部想要的金银财宝,实际上当时他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都是些传言,可能也就是几担谷子而已,但当时没有办法,就是“霸蛮有理”,“苦打成招”,“屈打成招”,对于恶霸、地主,当时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人人得而诛之。

问:请您谈一谈您父亲的具体情况。

答:我父亲在“土改”过程中躲过一劫,他其实也是因为害怕当时的政策才在外面避难的,但是到了“土改复查”的时候,他没有再躲过去,这是在1951年、1952年左右的时候,当时社会上开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复查”运动,复查内容包括:1、在家中的人口评阶级成份有没有错评的,有没有遗漏的,主要是指那些在“土改”中能评上地主、富农、恶霸的农民是否有遗漏的;2、对于外面的流动人口,就查历史出身问题,相当于现在的人口普查,每个人都要查,人人都要过关。我父亲就是这样被查出来的,他因为历史问题可疑,被所在单位辞退了,当时还是由公安机关遣送回来的,我的父亲就这样回到了家,从此开始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集体化以后,因为父亲是一位读书人,干不了很重的体力活,社队的干部就安排他放养集体的一头大水牛。

1954年、1955年入低级社的时候,是很讲究阶级成份的,一般来说,贫农、下中农都可以入社,但是当时并不强制,愿意加入低级社的农民就自带耕牛、农具入社,大部分农民都加入了,但是,富农、富裕中农、上中农、地主、恶霸因为“历史差”,不允许加入低级社,所以我们家当时因为阶级存在问题,没有加入低级社,到了1956年、1957年加入高级社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取消了阶级的政策限制,强迫各家各户都要入社,当时的社队干部、民兵还专门组织了几次批斗会,对几户不入社的农户进行了斗争,将所有的农民都整服以后全部归入高级社。

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就是“土改”完成之后,对于地主没有再进行过斗争,除非他在平时的生产中有不听干部安排的情况,但是地主、富农这些“历史成份差”的农户都要开整风会,我记得我们这里是每个月的“逢五逢十”晚上进行集中学习,也就是每个月要开六次会,由地方上的治保主任主持会议,学习的地点离我们家大概有三四里地,不管刮风下雨地主富农位都必须要参加,有时候晚上没有月光,父亲就打着煤油灯盏去开会,会议的内容其实都是千篇一律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每次开会都是要求地主不要搞破坏,要老老实实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这些会议并不要求我们这些地主、富农子弟也参加。

问:您父亲有没有对这样的事情感到厌倦或者不满?

答:我父亲没有发表过任何看法,他也不敢有什么看法,即便在私下里也是如此,他非常害怕,有时候,那些民兵、连组的干部都是围着我们这些地主、富农打主意的,甚至有时候会躲在我们家的窗户旁边偷听我们的谈话,他们就是想探听这些黑五类家庭有什么情绪,好抓典型,有一位民兵,没有文化的,天天拿着一根棍子,整天围着乡里面溜达,那时候的乡和现在的乡不同,那是小乡,相当于现在的几个村落,只要看着谁不顺眼,谁有反对他的意见,就顺手拿手上掍子揍谁,主要是针对地主、富农、恶霸的,在“文革”的时候,我也被他打过几次,他要我去助工,但我手中有自已的活,走不开,他动手就打,他是从来都不讲道理的,不止是“历史差”的,即便是贫雇农也是如此,谁要是说错话,他就打谁,所谓的说错话,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社会主义好;2、共产党伟大;3、毛主席英明;4、服从社队干部的安排;前面三项因为历次的整风和斗争,农民都已经被整怕,哪里敢说坏话,主要是第四项,有时候社队干部的安排不合理,斗争农民的事情就会经常发生。这位民兵去世还不到十几年时间,据说他去世的时候,因为他作的恶太多,口碑太差,连他周围的邻居都不准他入土安葬。

问:请您谈一谈您自已的具体情况。

答:我是1956年左右结的婚,因为我过继给了二伯父,被视作“中农”子弟,因此婚姻问题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1958年开始搞“公共食堂”,我被外调到钢铁厂炼钢铁,先是挖铁矿石,到了1960年、1961年挖煤炭、炼钢,当时也炼了一些钢铁,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炼出来的钢铁作了什么用途,因为是土法炼钢,所以我们都叫它们“土铁”,这样炼出来的钢铁质量非常差,当时我的父亲也外调炼钢铁了。

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因为有闯劲,所以都有很多共同的想法,就是怎样能从家里跑出去,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不想回家当农民,只要哪里好就到哪里去,只要外面还一线活下去的希望,就绝不会回到家里来,所以那些年里,包括“文革”的时候,我都经常往外面跑,但后来发现其实外面也没有什么机会,这样沉沉浮浮,最后还是回到了生产队,我的二弟就是这样跑出去的,他在当时去了新疆、去了湖北,最终在外面坚持下来,没有回到家乡来。

而我的妻子也被外调去干活,开始的时候是修渠道、在水库的工地上干活,后来又安排到一家铁厂炼钢铁,后来这家炼钢厂的厂房因为建筑质量问题倒塌了,死伤了很多人,但是出于保密的原因一直没有公布真相,当时上面安排我妻子留守工厂,她非常害怕,就找个理由回到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她就这样回到了生产队,这是1960年正是农村生活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她回到生产队后因为饥饿,就在地里偷吃东西,产红薯的时候就偷吃生红薯,产萝卜的时候就生吃萝卜,用于充饥,但是这种行为不能让别人发现,特别是不能让作业组长发现,如果被人发现,就会受到斗争、断粮、减工分、挨饿,等等,这样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主要是不给饭吃。

即使在1961年散了食堂之后,农民的生活仍然是非常艰苦的,我的妻子身体一直非常差,正值孕龄阶段,她的经期却因为营养不良被停经了,当时我在外面也过得非常辛苦,没有能力照顾她,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后来她自已积辗了几块钱,到市镇上面买了几幅药进行调理,这样才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小孩,这时她已经27、28岁了,而在“公共食堂”的那几年里,我们生产队没有一个孕龄期的妇女生过小孩。

问:请您谈一谈“文革”的情况。

答:“文革”的时候斗争是很残酷的,红卫兵不允许我们这些地主子弟参加斗争会,怕我们闹事,其实当时我们哪里敢闹事,我父亲被斗争了五、六回,可能更多一些,主要是大队的干部和红卫兵,群众其实很少参与斗争,我父亲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地方上的保长,他是国民党的青年团团员,但没有加入国民党,这是斗争他的一个原因,那些干部和红卫兵逼我父亲承认他是国民党党员,但是父亲否认他是国民党党员,于是就拿他进行斗争。每次斗争完之后,都是他自已慢慢爬回来的,从加工厂到家里大概要爬三四里地,没有人敢主动去扶他,我们也不准去接他,任他自已自生自灭,每次打了也就白打了,我们虽然心里痛苦,但是没有办法,每次父亲被打得都非常重,背上都是抽得血肉淋漓,惨不忍睹,但这只能由他一个人承受,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即使打成这样,我父亲也不敢有半句怨言,不敢吭声,一讲就会招来口舌,说我们这些地主要翻天,要玩报复,要伸出头做人了。总之,我们当时的感受就是看不到任何做人的尊严和希望,每次斗争完之后,父亲有时连一周时间都动不了,就这样躺在床上,没有药,没有东西吃,喝点水,就这样生生地硬撑过去,但是生产队的活同样要完成,不然,生产队就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有时候就慢慢地爬着出去放牛。

在“文革”时期,我们内心都非常恐惧,有时连愤怒都不敢愤怒,这种心情很难理解,当时的大队干部都是坏人,都是没有良心的人,而红卫兵只是他们手中的打手,叫他们抓谁他们就抓谁,叫他们打谁他们就打谁。而地主子弟在毛泽东生活的时代,特别是“文革”的时候,是很难找对象的,有时候是亲戚间拿个女儿给他,就是表仔表妹通婚,地主家庭内部通婚的现象比较多,在家里的地主子弟是很难找到对象的,我的两个弟弟都是很晚才结婚,一个是找了表妹结婚,另外一个是找了一位远处的姑娘,而另外一个弟弟他是在外面闯荡在外面成的家,在家里的话同样很难找到对象,我被过继给了二伯父,因此被视作“中农”子弟,所以婚姻问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是当年的实际情况。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