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黄不接“借粮”难
1971年我插队到陇西靠近岷县南部二阴山区的菜子公社。插队的第一年我们吃的是供应粮，和原先没有插队时一样，按月从镇上的粮站买面回来。因为强体力劳动，每个月都差几天的粮食不够吃，东挪西借或者跑回家吃几天家里人的定量，也就紧紧巴巴地凑合了。我们知青点是女生轮流做饭，这个广义的“做饭”包括挑水、捣盐、砍柴拾柴、腌咸菜之类的一系列家务，出工的人把这一天的工分匀给在家做饭的人。
有一次轮到我做饭，我手脚麻利地做完了一应活计，擀好了面晾在案板上，只等着下工的人回来再切面下面。好不容易有点空闲，我拿起一本书坐在门槛上一边看一边望着山下。等到有人扛着锄头往山上走的时候，我赶紧回身到厨房里准备煮面。进厨房一看傻眼了，不知何时房东家的猪拱开了厨房的门，鸡上了案板，好好一大张面给几只鸡糟蹋得不像样子。吓得我一身冷汗，赶紧把鸡吃剩下的面藏起来，重新和面擀面。上工的人进门看见我才做饭，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发牢骚问：“早干什么了，为什么现在才做饭？”我忙不迭地又是道歉又是安慰大家，还把我留着“有病”时冲的红糖拿出来给大家泡水喝，并声称今天的工分还给大家，我不要了，总算勉强糊弄了过去。但我心里知道，这个月的粮食缺口会更大。
我们的粮食供应到六月底就结束了。这时川里的小麦可以收割了，节俭一点的人家能勉强接上茬。可我们山里小麦才刚泛黄，离开镰还差着天数，等我们扫了面柜吃完最后一餐稀糊糊就断顿了。大家倒也不太慌张，心想生产队再不济，倒腾倒腾口袋也够我们几人度过难关。吃完这最后的晚餐，我们便拿着口袋去向生产队借粮。生产队长知道来意后满面愁容地告诉我们，队里实在是一粒粮食也拿不出来了，五保户田大爷已断顿两天，还是队里出面向其他人借的。这个十九户人家的小山村，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家勉强能接上新粮，其他人家或多或少都缺粮。队里还曾经有人提议向知青借粮呢！
看来，生产队是没指望了，地里的粮食没有个把星期又进不了嘴，偶尔揪几颗没熟透的麦穗也不能顶饭吃。我们既不能喝风拉屁，又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只能寄希望于大队了。生产队长给大队开了张条子，递给我们时还不忘补一句：“估计大队所属的几个生产队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们知青有面子，实在不行就向公社借吧。”
看到整个生产队连一顿都匀不出来，我们这才傻眼，慌神地相互埋怨，平时为何不节约？为什么不早向上反映？有人出主意说，干脆到有同学的知青点上混几天，有人则主张回家，等到麦收分粮食再返回，但觉得都不是上策。吵吵到半夜没有定论，最后决定还是先借粮要紧。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拉起板车拿上口袋，空着肚子赶到大队，但大队长与书记都不在。一直等到太阳升得老高，才见到大队书记。果然不出生产队长所料，大队也没粮，能发挥的作用只是在我们生产队长的条子上加盖一枚公章，让我们去公社借粮。这时大家已饥肠辘辘、毫无精神，还是书记催我们：“娃娃们快走，到镇上还有十五里山路，弄不好公家的人中午休息，你们就啥事也办不了了。”
我们只好顶着大太阳匆匆赶路。还好，赶在中午下班前来到公社，而公社也恰好分到一批从国际市场上买的饲料玉米，作为返销粮补贴缺粮的农户。主管救济的公社水书记二话没说就批了我们一百二十斤原粮玉米，指定到粮站提粮。到粮站正赶上人家吃午饭，我们又累又饿，像晒蔫了的茄子有气无力地坐在屋檐下，等着“公家人”午饭午休。
粮站食堂的午饭是臊子面，进出的职工端着碗，阵阵饭香飘过来，馋得我们只有咽口水的份儿。一位老职工走到我们身边，一边筷子挑得高高的哧溜哧溜地吸着机器压的细面条，一边随口“客气”一下：“娃娃们吃了吗？”这种话是不能当真的。看着他碗里绿的葱花、红白相间的肉丁、红澄澄油汪汪的油泼辣子臊子汁、细长的白面面条，我双手紧攥拳头，忍住咕咕叫的肚子小声地说“吃了”。这时我突然感觉到“公家人”和我们“庄户人”之间的天壤之别。人家是风吹不着、日头晒不着，顿顿有面、月月天熟、月月分红（而生产队只在年底发钱）；我们风吹日晒一年熟一次，按每个工值一角三分钱计再扣除其他费用，年终能分到十来块钱就不错了。
是我们“趴废”吗？
终于等到下午两点粮站的“公家人”上班，称给我们一百二十斤从加拿大进口的九分钱一斤的饲料玉米。我们讨了半碗水，一人抓了几粒干玉米扔进嘴里，慢慢用牙磨碎了咽下去。回程的路上，大家都没有力气说话了，默默地走了十五里山路，轮流把那一大口袋玉米拉回去。回到队上时，太阳已快落山，我们已一整天没吃没喝，心慌腿软，恨不能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再也不动了。但我们明白，如果不抓紧时间赶在点灯前把这饲料玉米弄回我们住的山上磨成面，晚上仍然没得吃。
于是几人分头行动，男生去磨坊做准备，女生运粮。要是平时，一百二十斤粮食分倒在两个背篓里背上山是极容易的事，可这会儿腿肚子像棉花一样，连人都挪不动，空背篓都扛不动，更别提背粮了。我们女生只好去队里牲口棚借驴，但牲畜出工还没有回来，只有一匹新买来的白马。因为口生没人敢用，无奈之下只好请饲养员牵出帮我们运粮。
粮食口袋杵在地上差不多有一人高，我们既不敢牵不断尥蹶子的马，又抬不动粮食，十四五岁的小饲养员折腾得满头是汗，也没把粮食放到马背上，气得他冲着我们撒气：“你们知青真是一摊‘趴废’（当地损人的土话），吃的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真是癞蛤蟆扶不上树，还怎么活人？也就你们知青是人，公社书记才给你们批粮食，我们多惨都没人管。”我们又好气又无奈地还击他：“不是‘趴废’的帮我们把粮运回去。”
后来还是叫来队里的放羊娃帮忙，我们才七手八脚地把粮运回去。倒出来饲料玉米一看，里面有不少沙粒和小石头，不能直接去磨，得先晾晒簸干净，看样子当天无论如何指望不上吃了。就这样，一碗糊糊一直顶了二十四小时，仍然没有吃到东西。我想到可以把玉米粒炒炒吃，或者去其他人家拿玉米换一顿吃喝，但看见别人没吱声，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喝凉水嚼饲料玉米当晚餐。
有个女生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哭了起来，我不由得鼻子也酸酸的，但是我没有哭，只是在想小饲养员的一句话：“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还怎么活人？”我原以为自己历练得相当坚强了，现在看来不管是心理还是体力，都没有融入当地社会。又在想他的第二句话：“我们多惨都没人管。”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饥馑岁月的我在心里犯嘀咕：为什么大家累死累活就是养活不了自己呢？整个大队没有几户的口粮是可以管足一年的，并不完全是因为地里收成太少，那么就是“公家”收得太多？我虽然自认为已经坠落到苦难的底层，还是感觉和当地人不同，从来不认为这是我永远的归宿。不论是期盼父亲平反，还是指望招干招工，都有可能跳出农门。而当地农民呢？他们就该生来如此吗？
公家收公粮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可是老乡嘴里的“忆苦思甜”，说的都是“引洮工程”死了多少人，我们村里的姑娘媳妇有多少“走了陕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不久前传达的一份文件里的一些话：“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我陷入了困惑。
永远的“水红色”
第一年插队劳动分红，除了分得麦子、玉米、土豆、胡麻等食物外，我还一共得到十一元七角的现金分红。这在我们生产队里属于中等水平，有些人家不但分不到钱，还要向生产队倒交口粮钱呢。真要是没有别的来源的话，我来年的全年可支配现金就是这么多。掰着指头算算，要买盐、煤油、火柴、碱面、卫生纸、牙膏和蛤蜊油，好像怎么节省也不够花。当然我也知道，上述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从家里拿，父母也会给一些零花钱，但毕竟我感觉“自立”以后就不该向家里伸手了。
插队的山区到处是光秃秃的黄土，单调至极，草根都让人们铲去填炕了，生态变得越来越糟糕。一个冬天的劳作和沉闷的生活让人既无奈又压抑，满眼没有一点色彩。春播后不久我们去镇上赶集，发现供销社里到了一些新的花布，红红绿绿十分夺目。附近几个生产队的知青和姑娘们正围着柜台叽叽喳喳地讨论哪种更好看。我也抻着脖子望了一眼，但是她们看上的平纹花布我都没有入眼，却发现有一卷水红色与白色相间的格子府绸布格外耐看，不由得多嘴问了一下价钱。“四角六分五”，果然比平纹布的三角九分五贵了七分钱，然而人们都知道府绸是中看不中用，没有平纹、斜纹布耐磨。营业员一边忙着应付顾客，一边向我们兜售道：“这几样是业务员硬从商业局抢来的花色，现在城里头早都卖断货了。”
我的开销计划里原本没有做新衣这一项，现有的旧衣服改改补补也还够穿。但是看到其他队里有知青穿出来的用那些花布做的衣服煞是好看，给灰秃秃的山村增添了一抹亮色不说，还惹来小伙子大姑娘羡慕的眼光，不由得动了心思，“臭美”之心按捺不住了，以至于晚上做梦都在惦记“水红色”。十天以后再去集上，其他花色都已经售罄，我喜欢的水红色格子布还剩下一小卷。我盘算了一下：0.465元×6尺=2.79元，再加上手工费1.2元，一件衬衫差不多要4元钱，也就是说一年劳动分红的1/4多就没有了。虽说家里可以帮我，但是，以我现在的收入水平做新衣显得有些奢侈，一时之间下不了决心，只好攥紧被手汗浸透了的11.7元讪讪而归。
再逢集日去看的时候，营业员好像记得我的面孔，抖搂着剩下的一点布说：“这是这批布里最洋气的一块，你们学生娃穿再合适不过了，现在也就剩下一件衣服的材料，这么好的花色以后怕再也碰不到了。六尺二寸，算你六尺的价钱，要不我把九分钱的零头也抹了，凑个整数，你给我二元七角，但是布票不能少的。”架不住营业员的热情怂恿，我稀里糊涂买下了这块布，送到集市上唯一的裁缝铺量体做了一件衬衫。
回村的路上还是有些后悔，算一算差不多是够买五斤盐五斤煤油的钱了。待到下一个集日，我拿到新衣服试穿了一下，除了有点过于显腰身以外，别处都很合适。果真“人凭衣服马凭鞍”，晚上穿给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看，大家一致夸好看、提色，说衬得我的脸色也格外好。在大家的猛夸之下，我原来的那点小愧疚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新衣服嘚瑟地穿了几回，每一次都能赢得一片好评，以至于人们从老远处看到水红色就认出我来。村里的老人摸着细腻的布料咂巴着嘴说：“好看是好看，就是显得太单薄，怕不禁穿。”端午那天生产队放假，我们一行好几个女孩子去赶集，也不知是谁提议，要去照五角钱的一寸小照。我的这件水红色衬衫成为大家的摩登时装，几个人来回换着穿，不料村里一个胖姑娘猛一使劲，在背部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吓得她照相时都不敢笑了。我也只好安慰她说：“没关系，在里面衬块布补补还能穿。”话虽这么说，还是挺心痛的，毕竟花费了一年分红的四分之一还没有穿多久呢。
后来虽然穿过各式各样的衣服，但那件“水红色”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摘自金雁著《雁过留声》，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