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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萧:政治犯监狱生活调查

——声援香港“真普选”被拘捕人士姜流勇

北京公民举牌声援香港公民争取真普选,后排右二:姜流勇。

事故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姜流勇
受访时间:2015年6月30日

受访人简介:姜流勇,男,1973年出生,北京丰台区人。2014年9月30日,因参与声援香港“真普选”的公民运动,被指控“寻衅滋事”罪,遭到当局刑事拘留。在羁押八个月之后,于2015年5月30日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得释放。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被逮捕的具体经过。

姜流勇(以下简称“姜”):2014年9月29日,我和一些朋友在聚餐时,一起举牌儿拍照表示支持香港,并把这些照片公布在我的新浪微博上了。

警察很快有了反应。29日深夜,我所在辖区的派出所警察和丰台区公安分局的警察专程来到我家,问我是否拍照发微博支持香港了?警告我不要再继续公布这些照片,并说香港的事情和我拆迁无关,让我别发了。不过,当时警察并没有对我采取什么行动,他们很快就离开了。

9月30日上午九点半,丰台区石榴园派出所的警察给我打电话,说丰台区公安分局以及北京市局的“领导”要找我“谈话”,带着市委文件精神来解决我家拆迁问题,让我在家等着。很快,派出所的警察就在我家周围上岗了。下午两点左右,几台警车停在我家门口,一共来了十多个警察,进屋后,他们要查看我的电脑,被我拒绝了,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带任何法律文书。双方就这么耗了大约一个小时,估计警察正在办理相应的法律文书。一个小时后,又有新的警察补充进来,这一次,他们带来了传唤证和搜查证,把我带到了石榴园派出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顺便抄走了我的台式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等私人财物,直到今天,警察也没有退还我的这些私人财物。

到派出所之后,警察马上对我进行了第一次审讯,审讯主要是围绕拍照支持香港的详细情况。在我眼里,这其实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些朋友在一块吃个饭,举个牌儿,内容是“台湾有民主,香港有法制,大陆有什么”、“支持香港”的字样,这也算是赞扬一下香港的法治环境,支持一下香港。显然,警察却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情,审讯一直持续到深夜。10月1日凌晨一点,警察马不停蹄地把我送进了丰台区看守所。

马:请谈一谈您被送往丰台区看守所被羁押的过程。

姜:丰台区看守所一共分为六个区,每个区羁押不同的在押人。一区羁押的是处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尚未被正式逮捕的在押人;二区羁押的主要是已经进入逮捕程序的在押人;三区羁押的主要是已经进入法院起诉阶段的在押人,四区是女的,其它当时在装修。而我被送进丰台区看守所,并未羁押在一区,而是直接送入了看守所二区213监室。

进入看守所之前,派出所的警察还和看守所办理交接手续,第一个环节是身体检查,除了作B超、量血压、作心电图之外,还要抽血化验,如果被送过来的人有体外伤,可能还要有医院开出的诊断证明。而我对抽血化验这道手续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所有被送过来的人都要抽血化验?看守所的狱警说抽血的目的是为了化验血型。但化验血型的目的又是什么?看守所羁押在押人需要知道他们的血型干什么?即便给这些被送过来的人验血的目的是为了确认他们是否有无血液类传染疾病,这也不符合常识,因为抽血化验不像作B超,心电图、量血压等那些直观,抽血化验并不能很快出结果,而等到化验结果出来之后,在押人早已送进了监室,因此,抽血化验和证明在押人是否适合看守所羁押所作的身体检查并没有直接因果关联。并且,这个抽血化验的诊断结果不会告诉在押人或他们的家属,即使诊断出来有传染疾病,看守所也不会因此对目标人作出有针对性的调整措施,比如,采取和其他在押人隔离的政策或者单独关押,换句话说,抽血化验和羁押在押人的行为本身并不存在什么内在的关联,联想到近年来传得风风雨雨的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一些黑幕,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疑问,看守所要抽血化验所有在押人血型的目的是什么?

让我更感到疑惑的是,鉴定血型本来进看守所抽一次血就足够了,一个人的血型不会变化无常,但如果在押人在看守所羁押时间超过半年,还得继续抽血化验,有时两管,有时三管,不论在押人自己是否愿意,都必须这样做。

第一次被送进看守所的人头脑里都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我也不例外,我不知道进来之后未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头上,自己是否会受到伤害,等等,这种含混的情感十分复杂,既感到有些恐惧,同时又感到新鲜,我听说,一些第一次被送进来的在押人因为不适应里面的生存环境,最初的那些日子甚至还会偷偷地掉泪。

我所在的监室面积大约有三十来平米,一进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两个通铺,右边是一个大板,左边是一个小板,大板比小板大约长一米多一点。牢头、牢头手下的亲信以及一些入监时间长的在押人睡在小板上,一共睡了七、八个人,每个人占用的铺位相对来说较为宽松,其他人,包括新被送进来的人都挤在右边的大板上。我进去时,这个监室大约羁押了二十三、四个人,并且这还算是人数比较少的监室,因为二区的监室都是已经进入“批捕”程序的在押人,一区的监室羁押的人数是最多的,因为流动性大,进进出出的人频繁,所以管理也更混乱,一间同样面积的监室,听说有时要羁押四十多位在押人。

进到监室以后,睡在小板上的一个人很快就起来了,他命令我把鞋脱掉,等到我脱了鞋之后,他就这么捡起我的鞋,顺手一扔就扔出去了,态度极不友善。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我以为他直接把我的鞋扔掉了。后来才知道,看守所的监室是完全封闭的,不跟外面世界有任何联通,那个扔鞋的地方叫“风场”。扔完鞋以后,他又命令我去卫生间处洗脚,我顺着他的意思洗完了脚,因为铺板上已经睡满了人,已经没有空余的铺位了,所以我只好和三个值班的在押人一块站着,一直站到换班时,我才和他们一块找个地方挤着躺下,这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

这就是我进看守所的第一天,那天晚上实际上我没怎么休息,因为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就必须起床,这是看守所对在押人的统一规定。后来,这个命令我的人对我还算不错,他算是监室牢头的一个亲信,东北人,因为涉嫌贩毒被送进来,后来他好像被判了九个月拘役。

马:在看守所被羁押期间,您所感受到的在押人权利是否得到落实?

姜:在看守所,我感触最深的是在押人在里面没有任何实际权利,事实上,哪怕是这些被送进来的人都是些十恶不赦的罪人,对他们进行的逮捕、审判和监禁,本身就是对他们的罪行的惩罚,但是,哪怕是罪人,他们在被惩罚期间,也应该是有基本人权的,而且,这些在押人,并未经过正式的法律审判,还不能从法律上确认他们是否犯罪,从理论上,最多只能算作“犯罪嫌疑人”,但是,在看守所,在押人最起码的人格尊严是不被狱警们尊重的,更别谈其他权利了。

因此,我的感觉,一进到看守所,人就失去了正常的思维,成了名符其实的井底之蛙,除了提审之外,所有在押人都不允许踏出监室一步,不论你在里面被羁押多长时间,每天都只能呆在这三十多平米的狭小空间里,吃喝拉撒都在这里,不仅如此,所有人在里面的行动还必须受到重重束缚,比如,每天都要“坐板”、要学“监所规则”、学“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三十八条”,现在还要背诵《弟子规》,这些都不是在押人可以自主选择的,而是看守所的统一硬性规定,强迫每个人都必须背诵的东西。

在押人只要一有违反监规的现象,狱警就有权力对你进行惩罚,惩罚的手段有很多,比如,戴械具,给违反监规者戴上手铐、脚镣;再比如,“关机”,就是冷暴力,不让其他人接触你,不让人和你说话,孤立你。这些还算是轻微的惩罚,严重的几位狱警直接把你铐出监室,“教训”你,我听说有一位小偷,他违反了在押人行为规范,被狱警戴上手铐、脚镣,押出了监室,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结果,等到这位小偷回到监室,竟然在戴着械具、行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顺手偷了狱警的钱,还有他们的工作笔记本。

其实在监室的墙壁上,专门张贴着“在押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比如,在被羁押期间,在押人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信仰自由权,通信自由权,基本生活保障权,会见亲属权,卫生健康权,(针对狱警和看守所工作人员的)检举、控告、申诉权,以及获取赔偿的权利,但实际上,在押人的任何一项权利都得不到体现。

比如,“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一条,实际上,在看守所,狱警从来都是想骂谁就骂谁,在押人哪怕受了委屈,也不能去和狱警顶嘴、争辩,否则,你就是不服从“管教”,就可能会受到虐待。在看守所,在押人称呼狱警只能叫“管教”,不能直呼其名,哪怕是称其为“××同志”、“××先生”,都是不被允许的。实际上,“管教”这种称谓本身就带有对在押人人格的一种贬低和歧视,相当于在狱警和在押人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因而在看守所,狱警在人格上高那些在押人一等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

在押人的人格尊严不受尊重最直观的体现就在每天三顿的食物发放上。看守所的监室都有两道门,外面靠通道的那道门是又厚又大的铁门,铁门上有一个小孔,从小孔上往里瞅,监室内的一切就都尽收眼底,里面靠监室的门是横着推拉的铁栅栏门,铁栅栏门上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窗口。负责打饭的人是从来不进监室的,他们打开外面的铁门,但里面的门是锁着不允许推开的,发放食物的时候,打饭的人就拿一个特制的食槽,把这个食槽往铁栅栏门的小窗口上一搁,把食物往食槽里倒,食物顺着食槽往下流,监室里的人就拿塑料桶去接食物。这个场景就好像主人在给猪圈里的猪倒食物,而按规定,应该是由狱警一个一个给在押人发放食物的,但狱警从来都不会这样去做,哪怕是在押人一个一个自己去添食物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等到食物到达监室里,就由牢头指定的人去分配,这样,就会导致食物分配的不合理,有的在押人多分一些,有的可能就只能分到一些残汤剩饭。

至于“基本生活保障权”,在看守所眼里,也许只有这个权利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就是提供给了在押人最低限度来维持生命的食物,而没有将这些在押人饿死,而如果你提出要求改善生活质量,提高食物的品质,想每周都要吃一顿荤菜,那就等于就是在向看守所挑战,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再比如,在押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狱警给哪位在押人发放过选票,不管是选举村长、乡长还是国家主席,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至于被选举权,那更是在押人想都不敢想的一种奢望。事实上,哪怕是监室里面的“班长”,都轮不到由在押人选举产生,都是由狱警直接指定的。

而在监室里,过得是一种完全世俗化的生活,只能满足在押人的最低生理需求,因此,在看守所,“信仰”只是一种空洞而又抽象的观念,除了学习那些监狱规范,还有每天必看的“新闻联播”之外,没有任何精神生活。

会见亲属权。我在进去之后的最初两个月,既不能会见律师,也见不到亲属,直到2015年1月,我才第一次见到我的律师,而这时,警察的审讯都已经完成了。在看守所被羁押的八个月,我从来就没有见到过我的亲人,我的哥哥、还有我的女儿来探过监,但是被狱警阻止了,不允许会见,两个月以后,他们和律师一块来探监,但除了律师被允许会见,他们都被挡在外面,不允许我们见面。不仅会见的权利被剥夺,甚至连存钱、存东西都被剥夺,特别是在最初的两个月,我的亲属都不允许给我存钱,存衣物。

通信自由权,连家属主动来看守所会见都被禁止,当然就更谈不上通信联系了,仅仅有一次,看守所突然通知所有在押人,说如果在押人愿意给家人写明信片,可以寄送一张明信片给家里人。记得当时并不是什么节假或喜庆日,而看守所却突然发出这样的善心,对于这种仁慈的态度听上去甚至有些不真实。我的第一反应是看守所可能是在酝酿一个什么阴谋,很有可能,是上级某个部门或者某些特殊人物来看守所检查工作,看守所为了显示自己对在押人的人道待遇,作出了这样一个姿态。不管怎么样,毕竟还是有过一次这样的主动行为,不过,那一次我并没有往家里寄明信片。

马:请您谈一谈受审讯的经历。

姜:在进到丰台区看守所的第一天,值班的狱警就对我进行了第一次提审,不过,他只是例行公事,问了一些我的基本情况。

10月1日到10月8日,恰逢假期,这几天风平浪静。从10月9日起,就开始进行密集式审讯了,一连十多天都是高强度的疲劳审讯,十多天以后,也是每天都在审讯,不过,强度稍微有些趋缓,有时白天审讯,有时晚上审讯,不再像先前那样白天晚上都是连轴转。

那种密集式审讯的强度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每天上午十点开始,一直审讯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审讯到六点,有时持续到七点。晚上十点开始,到十二点,有时到凌晨两三点。本来应付审讯就是一件十分耗费心力的事情,而面对这种高强度的审讯,几乎每个在押人都会弄得心力憔悴,因为抵挡不了这种疲劳,所以在审讯过程中,特别是晚上,我会不时地打瞌睡,每当这时,预审的警察就会大声喝斥,把我惊醒,他们之所以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审讯,就是为了不让被审讯者睡觉,借此摧毁被审讯者的精神意志,接着,就会以“审完早点回去休息”作为谈判的筹码,逼迫我举报、揭发他人,或者承认自己犯下实际不存在的罪行,总之,要说一些有利于警察定你的罪的供词,而警察正是借此立功。

像警察的这种疲劳审讯并不仅仅针对我个人,或者我们这个案件,这几乎是每个在押人都会经受的场面,也是警察审讯在押人的一种常用的审讯方式,而这还并不算最不人道的,有时,为了从在押人口中套取对定罪有利的供词,警察会经常性地使用酷刑和刑讯逼供的手段。

在我们监室,有一个在押人,他是因为涉嫌“聚众赌博”被送进来的,听他跟我说,在一次审讯过程中,预审的警察狠狠地踹了他的小腿骨一脚,等到提审完回到监室,他是一腐一拐走回来的。因为伤得很重,整天在监室里哼个不停,他多次求医,而看守所的医疗条件是很糟糕的,无非是每次开一两片不知名字的药,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药,也不知道在没在保质期内,给这位在押人吃了也不见效果,我听说有些药物还没有应用到临床,还处于试验阶段,为了证实它们的实际治疗效果,就把药物送到看守所来,拿在押人当试验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在里面有病是不允许点名要药的,说症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不许问,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这位在押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康复。

至于谩骂、喝斥、威胁、恐吓或者诱供,那几乎是每次审讯过程中都会发生的,在一次审讯中,两个预审的警察认为我不配合他们的审讯,就直接冲我粗口,骂我是傻×之类的,警察从来不会把被审讯对象当作和他们一样有尊严的人,他们只在乎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些人口中榨取出他们想要的供词,借此立功,获得升迁的机会。他们通常都会以虐待在押人、使那些被审讯者承受痛苦作为自己的乐趣来源,并且,像这样的谩骂、虐待并不是一次、两次的情绪失控,而是贯穿在对在押人审讯的全过程,因此,这些预审的警察的素质和个人品质实际上是非常低劣的。

马:请谈一谈您在丰台区看守所的生活体验。

姜:丰台区看守所应该是整个北京城区所有看守所条件最差的,无论是在押人的吃、住还是其他方面,所以,在押人中间流行一句口头禅,叫“吃在朝阳,住在海淀,打死都不去昌平县。”但昌平属于北京郊区,不在城区范围,而在城区的话,丰台区看守所是最糟糕的。

每天都是白菜馒头,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每周还有一顿米饭,可以调剂一下胃口,但等到过了2015年春节,把这每周一顿的米饭都给停了,光吃馒头。早上每个在押人发一个,中午两个,晚上两个,而且这些馒头的做工很粗糙,有时很大,有时很小,不规则。一个月才有一次改善伙食的机会,萝卜炖牛肉,但是牛肉却煮得不好,上了年纪的、牙齿差一些的在押人根本就嚼不动,即使这每个月才有的一次“好”生活,往往还会被牢头多吃多占,普通的在押人根本就捞不到多少好处。

而我听一些从其他看守所转过来的在押人说,就在朝阳区看守所,每周都会有改善伙食的机会,并且有羊肉,有猪肉,有鸭肉,等等,不像丰台区,就是单一的牛肉,之所以丰台区看守所有这么奇怪的规定,统一只给在押人煮牛肉,是因为这个看守所取消了汉民餐,因为回民不吃猪肉,为了省却麻烦,图个方便,看守所就不再单独做汉民餐,统一不做猪肉,煮牛肉炖萝卜。

再比如,洗澡的问题,看守所每天只给监室放一小时的热水,上午半小时,下午半小时,并且不是天天都有,周一、周三、周五提供给男监,周二、周四、周六提供给女监,因为各个监室的在押人数太多,一小时的热水根本解决不了所有在押人的用水需求,因为轮不上使用热水的机会,很多人不得不洗冷水澡,即使在大冬天也是如此。

还有一个生活上的细节,在看守所,所有在押人都要统一穿“号服”,而对于个别的在押人,还在“号服”的基础上,另外再套一件“马甲”,以示和监室里其他在押人区分。我进到看守所后,大约过了半个月,狱警给我发放了一件绿色的“马甲”,马甲的颜色是很讲究的,有绿色的“马甲”,这是最高一级的,有黄色“马甲”,还有红色“马甲”,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套一件“马甲”,其他在押人告诉我,在监室,绿色“马甲”通常都是发放给精神病人穿的。后来,我还为此事质问过值班的狱警,他故意装作不知道,说这是“上面”的意思,是“上面”安排的,他还说,穿绿色“马甲”代表是这个监室最危险(比如,有自杀倾向)或者受关注度最高的人物(比如,公众人物或知名度很高的政治犯),借此和监室里其他在押人区分开来。

这件绿色“马甲”套了几个月以后,又换了一件黄色“马甲”,直到2015年5月30日我被释放,我一直都套着这件黄色“马甲”。

马:请谈一谈您对看守所生活的观感。

姜:看守所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真实缩影,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在这里,所有人都将其真实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些只在传说中出现的人物都能够在看守所零距离相处在一起,无论是小偷、贩毒者、强奸者、敲诈勒索者、赌博者,还是政府官员、富翁、娱乐明星、艾滋病患者、作伪证者,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在这被羁押的八个月时间,我就见证过各式各样的人物,所谓的社会精英、中产阶层、草根人物,那些在外面的世界完全不可能相逢的人,处于社会结构中不同等级的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共同交往的平台上,在这里,所有人都是相对平等的。而凡是有资格被关进看守所的人,在生活中也不会是太单调的人,他们都是带着自己的故事进来的。

有一位在押人,三十多岁,他和他的爱人离异了,有一次,他的前妻约他见面,见面之后,可能两人又重新发生了性关系,但后来,前妻却举报他“强奸”,就这样,他被抓进来。

他感到自己非常委屈,牢骚满腹,但是一旦被送进来,想要清清白白地踏出看守所的铁门,是不容易的。在审讯过程中,预审的警察逼迫他认罪,他却始终不认罪,并且不断在里面折腾,自杀过好几次,看守所害怕出人命事故,专门指定了两个在押人贴身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为此,还专门给他套上了一件绿色“马甲”。我在调号之后,和这位在押人被羁押在同一个监室。据他说,在审讯时,因为不满预审警察的逼供,他曾经用头撞审讯椅上的铁制部位,想借此自残,但没有成功。在看守所,所有可能会诱发在押人自杀、自残倾向的地方都会用预防自杀的软性材料层层包裹起来,比如,看守所院里的水泥柱,或者墙壁、墙角之类的水泥部分,等等。

虽然多次自杀未遂,但从此却落下了病根,他每天都要求医,每次领到三、四片药片,但他却并不立即服用,而是偷偷地把药片藏匿起来,等攒到一定数量,就一次性吞服下去,想借此自杀,但还是未获成功。后来,这个人被判处五年监禁。

在看守所,不仅仅普通的被抓进来的人觉得自己冤枉,一些因涉嫌腐败被剥夺官职、并被送进来的政府官员同样也满腹冤屈,称自己苦不堪言。

有一位在押人,五十来岁,进来之前是某个部里的政府官员,他是被以“受贿罪”的名义遭到逮捕的,像这些官员一旦遭到逮捕,失去了特权,就变得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有时甚至比普通的刑事犯人的待遇更糟糕,在看守所里,往往降到和政治犯一样的地位,比如,他们也不允许会见亲属,不允许会见律师,等等。

虽然是因“受贿罪”遭到逮捕,但据他说,实际情况却远远比这复杂离奇。他之所以被捕,其实并不是他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的上司出了问题,结果拔出萝卜带出泥,他的上司这颗萝卜出事之后,顺便把他这点泥巴也给带出来了。而他的上司之所以被抓,仅仅是因为他曾经和政法周合了一张影,在调查政法周的时候发现了周的一张合影照,其中就有他,于是,他被认定为政法周的政治同僚,遭到清洗。

他总是在监室里埋怨自己是被冤枉的,但我不知道对他的受贿罪指控是被冤枉的,还是说他只是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还有一位在押人,二十来岁,河南人,他因为涉嫌“偷盗”被送来,但是他和我说,他遭到逮捕真正是一桩冤案,不过,他并没有否认是小偷的身份。有一次,警察在晚上查身份证,这个小伙子不幸被查到,警察通过核查,发现他有“偷盗”的前科,于是不由分说,随即就把他带到派出所继续盘问,因为他根本没有偷盗行为,并不是在偷盗现场被抓到,只是在查身份证时不小心被查到,因此他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于是,警察就说,你今天没有偷,但是你以前总是偷过的吧,你就没有过得手之后没有被发现过的经历?小伙子当然不会认同警察的这种讹诈,警察为了立功,于是就把他押解到没有监控设施的地下室,用几支电棍狠狠地电他,对他进行刑讯逼供,最后,他忍受不住这种酷刑的折磨,被迫承认曾经偷过几台手机,他就这样被送进来。

刚被送进来时,这位小伙子身上还伤痕累累,他的脚板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红斑点,据他说,这是遭受电击之后形成的伤口,并且他的膝盖部位都是青紫青紫的,警察强迫他跪在水泥地板上,因为长时间的跪罚,膝盖处都青肿了。他是2015年春节前后被送进来的,直到我被释放,这位小伙子还没有被审判,一直在看守所里面羁押着。

在看守所,我见证过的吸毒贩毒者是最多的,其实透过看守所,也能看出外面的某些门道,如果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突然送进来大量的涉毒人员,很可能,这段时间外面正在开展打击毒品犯罪的运动,如果某个时间突然涌进来许多嫖客、娼妓,那说明这段时间可能在进行“打黄”运动,如果被送来的政府官员突然多了起来,可能外面就正在进行“反腐败”的运动,因此,在看守所,最能感受到外面那种运动式的生活氛围,在中国大陆,永远不会给人们提供一个安全和平的生活环境,实际上一切都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

因为看守所羁押的吸毒贩毒者特别多,我也因此获得了许多关于这一行业的内部规则,据这些在押人说,对于吸毒贩毒者的量刑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当毒品持有量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时,才构成犯罪,因此,有经验的吸毒贩毒者,手中持有的毒品量一般都会低于这个量刑标准。但是,这里面同样暗藏猫腻,有些警察为了破大案,为了立功,往往在缴获这些毒品之后,再私下里往这些缴获的毒品里添加一些进去,达到或超过获刑的重量,为了让这些毒品持有者承认这个持有量,往往就对这些人动用酷刑,屈打成招。或者相反,有些毒品持有者持有的毒品达到或超过了量刑的标准,为了免于刑事处罚,这些人通过疏通关系,贿赂办案的警察,于是,警察从缴获的这些毒品中扣减掉一些,使之达不到量刑的标准。对于缴获的毒资也是如此,如果缴获的毒资达到或超过了量刑的标准,警察有时从这些缴获来的毒资里面拿出一部分钱私下里分掉,而涉毒人员也不敢抱怨什么,因为毒资少了,达不到量刑的金额,这样他们也可以免于刑事控诉。这些也是听那些涉毒的人说,无从考证真实性。

我们监室有一个吸毒者,三十多岁,据他说,警察破这种涉毒案件,其实并不像想像中那么玄乎,有多么神勇,他们一般都是采用“点子”战术,在这个涉毒者群体中安插一些“点子”,相当于警察埋伏在涉毒圈里的线人,为警察提供情报。警察一旦抓获一个涉毒者,就会逼迫他们各自招供两到三个毒品持有者,比如,提供给他毒品的上家,以及他提供过毒品的下家,还有他周围的涉毒朋友,等等,不断地往外围辐射,卷入进来的涉毒者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好像一张捕鱼网,你随便提起某一个网点,整张网都会跟着被提起来,因此,只要警察开始打击“毒品”犯罪,人们就会发现,往往一夜之间某个行业(比如,娱乐明星)就突然冒出来许多毒品吸食者。

这个涉毒者就是被别的朋友供出来的,据他和我说,他自己拥有的毒品量其实达不到量刑的标准,但是警察在审讯笔录上记录下的毒品量却超出了自己的毒品持有量,因为毒品是个高消费品,他内心清楚自己拥有多少克毒品,他始终不承认警察认定的毒品数量。因此,检察院没法提起公诉,就只能让警察继续补充侦查,像这种情况当事人没有一点办法,首先你身上是有污点的,相当于你有把柄落在警察手上,你不配合警察的调查,他们就一直关着你,而警察会一直利用这些时间想方设法突破你,使案情往他们设计的方向上引导,他是2014年元旦前后被送进来的,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了一年多,但案件却始终往后拖着,不对他进行正式审判,像这种任意羁押的现象在在押人中间其实有很多,许多人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还有一位知名的娱乐明星,也是因为吸毒遭到逮捕,他和我呆在同一个监室。对这些平时星光闪耀的公众人物,看守所还是有一些区别对待,不像其他在押人一样直呼其名,而是专门给他起了一个代号,以他具体进入看守所的日期,狱警平时就叫他这个数字号码,但生活待遇和其他在押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照顾。像这些外表光鲜的公众人物,在褪去头上的那顶光环之后,在真实的生活世界,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比如,他也照样粗口,也经常牢骚满腹,同样不满社会的种种现实,并且从来不避讳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他也抱怨自己被抓进来很冤枉,有一次,他冲着监室的大铁门爆粗口,结果被狱警听到了,在看守所,狱警可以随意向在押人爆粗口,但在押人是不能爆粗口的,甚至连大声说话都会遭到喝斥,即便你是公众人物,之前的知名度有多高也同样如此,因此,狱警走过来,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并且命令他写一份思想检查。

结果,他没有耍大牌,还真老老实实的写了一份自我检讨,我看过他写的这份思想检查,他的写作水平还真不错,通过文字把他的不满情绪巧妙地表达出来,很理性的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诉诸于纸上,并且拐弯抹角的替自己的行为隐晦地进行辩解,说得条条是道,水平和见识与普通的在押人还是不一样。这位娱乐明星属于异地关押,是从别的看守所转到丰台区看守所来的,所以等到他的案件审查终结之后,他又被转走了。

总而言之,这段被羁押的经历,对我来说颇有收获,在这里,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真实的自我,每一个人都真实地裸露在其他人面前,而你同样可以感受到其他人的真实一面,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你想试图隐藏自己都隐藏不了,每个人的优点、缺点、长处、短处,都会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某种意义上,被监禁的生活,同时也是一个锻造人的过程,这是一个和自我进行对话的理想场所。在这里,所有人都不得不卸下自己虚假的外壳,依靠自己的原始本性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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