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姚××（要求匿名）
故事整理、撰稿人：马萧
采访时间：2013年11月21日
姚××，湖南娄底人，1939年生，农民。
问：据我了解，您在1949年以前是以一位“童养媳”的身份嫁到婆家来的，请您简要地谈一谈当时人们的婚姻观念以及您的回忆。
答：我出生于1939年，在家中排行是最大的，在中华民国政府时期不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农民也没有避孕的措施，因此，生育观念是较为自由的，很少有堕胎行为，我父母一共生了十多个小孩子，但是由于当时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不发达，因此，到后来实际上长大成人的小孩子只有五人。
小时候我们家里很贫困，因为这个原因，当我满九岁的时候，父母就把我许配到了现在的婆家，当时，家里人并没有告诉我，而我也不明白这些事情，那个时候，像婚姻这种人生大事并不是当事人谈情说爱的结果，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小孩子没有什么发言权，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
虽然订了婚约，但是之后的几年里我都一直住在娘家，直到15岁那年，也就是到1954年，我才被正式接纳到婆家，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朦朦胧胧知道我已经出嫁了，当时我不想来，感觉就像被父母抛弃了一样，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已的丈夫，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任何的私人感情基础，还有，那时候的我年纪非常小，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恐惧，但是在父母的压力和逼迫之下，我才不得已嫁过来。
初嫁过来的时候，我看见自已的丈夫都很害怕，他比我年长九岁，当时已经二十四岁了，每次他从地里干活回来，我心里就很紧张，看见他就躲，平时他在地里干活，我就在邻居家里玩耍，虽然说是“童养媳”，但是我的婆家也不富裕，唯一的财产就是一间面积很小的土坯房，生活过得挤巴巴的，当时就是这样子。
问：请谈一谈您初到这个地方时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在您的记忆中是什么样子？
答：才过门的时候，农民正是在搞互助组，你给我帮工、我给你帮工，但基本上各家还是过各家的日子，到了1955年、1956年，农村开始实行低级社，就是农民把土地交出来，由生产队统一管理、共同生产的模式，但当时的政策并不强制农民加入，只是引导和鼓励农民入社，到了1957年，农村开始实行高级社，这才开始强迫农民加入生产队，所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财产，包括土地、水田、农具、耕牛等私人财产都必须上交到集体、生产队，像我们家这样的农户，因为没有什么私人财产，所以就自愿地加入了高级社，但是，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户，比如，“中农”，就有些不情愿，还有一些在1950年代被评为“贫农”，经过几年时间的辛勤劳动，开垦了许多荒地，突然之间全部要上交给生产队，也不情愿，当时我们生产队大约有三、四十户农户，不情愿加入高级社的好像有三四户，至于地主、富农这些人，他们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都必须加入高级社。
而这三四户不愿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其中有两户特别顽固的，被社里的干部斗了争，其中一户就是我的邻居，我经常在他们家玩耍，当时他正在山坡上干活，高级社的社长来找他，他并不知道是找他去“斗争”，就跟着社长一块去了生产队，结果被民兵押上批判台，社长和民兵强迫他跪下“伏法”，接着社里的干部轮流批判他，当时，只要谁家被弄上了批判台斗争，就没有办法，各家各户都必须派员来检举、揭发批斗的对象，所有的农户都必须和他划清界限。
社长问我的邻居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结果他说是资本主义好，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说社会主义不好或者资本主义好，这就属于反动言论，本身就是一项大罪，要斗争的，当时流行的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已经从互助组、走过了低级社、到了高级社，很快就要进入“社会主义集体农庄”了，而这几家农户还在坚持搞个人单干，肯定是行不通的，经过这次斗争，其它还在搞单干的几家农户见势不妙，都马上把财产上交到了生产队，而这两家农户最终也被强制并入了高级社。
到了1958年下半年，我们就进入了集体农庄和公共食堂的生活，当时农民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要上交到生产队，不管是鸡、鸭、猪、红薯米、大米，都从私人手中转到了生产队，才开始的半年时间因为收聚了很多的粮食，加之当年的收成，因此还是有东西用来充饥，但是过完年，其实到了1958年的冬天，就开始进入漫长的“饥荒岁月”。
问：从您的亲身经历进行评判，造成当时农村的“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主要是由“瞎指挥”和“浮夸风”造成的，那个时候，管理生产队的干部基本上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缺乏管理能力，而高级社的干部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讨好上头的干部，就虚报粮食产量、大兴浮夸之风，制造虚假的丰收景象，比如，当时如果上面的干部来大队检查农业收成，社里面的干部就把所有的红薯从地里面胡乱地挖出来，成堆成堆地堆放在靠近公路两旁的地里，当时的红薯上报的产量是亩产上万斤，实际收成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就这样应付上面的检查；再比如，当时亩产的“双季”水稻产量在700－800斤左右，他们往上面报双千斤，结果政府在征粮的时候就按照双千斤的基数征收粮食，从生产队的粮食收成里面拿去了一大半，留下来给生产队自已食用的粮食就很少了。
到了1959年下半年，由于没有足够的用于充饥的食物，并且干多干少一个样，出现了“出工不出力”的怪现象，农民每天出工干活仅仅是为了应付差使，实际上并没有干多少活，另外一点，有的农民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也确实干不了多少农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时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都外调去炼钢铁了，生产队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其实很少，都是些妇女、老人、和尚未成年的小孩子在地里干活，这些都导致了农业的生产效率的下降。
那几年，劳动力多的家庭还能够勉强维持，但家中劳动力少、小孩又多的家庭生活就比较麻烦了，当时分配粮食是“70%按劳动力、工分，30%按人头”，因此，那些劳动力多的农民家庭就要沾一些光，说是沾一些光，其实都很难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只是不会被活活饿死，到了1959年、1960年这两年时间，由于饥饿，出现了普遍的营养不良的状况，很多妇女的经期都停了，而当时整个生产队的育龄妇女在这两年时间都没有生小孩，像在我们生产队，现在就没有1959年、1960年出生的人，有一户人家，在一个月之内饿死了四个人，我记得至少是四个，可能是五个，都是被活活饿死的，他们死的时候都有严重的水肿病。
问：请您具体地描述一下您和您的家人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
答：我们家的情况相对来说还不算太糟糕，因为我当时担任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就是担任了一个职务，社里面每个月可以补助五毛钱，有时候还有机会去外面开会，开会的时候有饭吃，这样就等于节省下了生产队的口粮，有时候，我的丈夫从外面炼钢铁回来探家也会捎带一点大米，而我当时只有一个小孩，负担也不算太重，到了1959年的时候，我已经快二十岁，也算是个十分工的劳动力，干活的时候，就把小孩放在生产队里托管，当时生产队专门安排老人带小孩，每个老人带两个小孩，加记一分工，这样，我干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拖累，因此，相比之下，我其实还不算是很糟糕的。
到了1961年初散了食堂，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当时政府下放了“八边土”，允许农民自已开荒种“八边”，还分了一点自留地，允许农民自已种蔬菜，我们家当时是三口人分了0.11亩自留地，我的第二小孩是1962年才出生的，到了1963年又分了一分地的“猪土”，所谓的“猪土”，就是有养猪意愿的农户可以从生产队分到一分地的“猪土”，但是，每年必须给政府完成一只“统购猪”的任务指标。
问：请您回忆一下在“文革”以前对地主、富农等“黑五类份子”的斗争情况。
答：在1965年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运动，针对地主和富农的，只是他们会经常被召集起来开会，警告他们不能乱讲、乱动、乱说，因为“他们是负有血债的人”，零星的斗争也有，但这只是个别的现象，因为那个时候针对农民的斗争也经常发生，但不是政治运动，我记得有一次针对一位地主的斗争，大概发生在1962年还是1963年，我们生产队有一位地主，他是专门给生产队放牛的，有一天下午，他在池塘里面给牛洗了一个澡，边洗边夸奖牛，说：“这真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妹子，洗得干干净净，好看，好美。”本来这位地主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说话有些文绉绉的，但这件事情被人向社里的干部告了密，结果他受到了“斗争”，“斗争”他的理由很荒诞，说他“将牛比喻成姑娘，将动物与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相提并论，是别有用心，是在变相地攻击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不满。”等等。
问：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您又是如何看待在毛泽东主政中国大陆时代的农村和农民生活？
答：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让大家共同享受生活，人人生活得很幸福，而资本主义则是一切都只顾个人的利益，个人主义至上，自私自利，这是比较流行的看法，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也说不清楚，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当时谁都不能说社会主义的坏话，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好话，这是一条底线，如果谁要是触犯了这条底线，就要被批斗，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的理解，凡是大队干部传达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代表了社会主义的东西。
至于毛泽东手里的农民生活，就是红萝卜加白萝卜，红萝卜做饭，白萝卜做菜，而猪肉、鸡肉从来都没有看见过，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吃，生活物资极度地匮乏，而鸡、鸭都不准私人喂养，如果发现谁家里搞家庭副业，比如种、养殖业，大队的干部就说这是走资本主义路线，就要罚款，没有钱就没收家里的粮食，没有粮食就把那些鸡、鸭什么的捉了去，杀掉，大队的干部自已煮着吃。直到七十年代，我买了台缝纫机，但只能供自已使用，给别人补补丁都不允许，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我的缝纫机机头都被没收拿到生产队，如果是自已补补丁，就去生产队领回来，用完了还要上缴到生产队，这样子，总之，当时的情况就是不允许私人挣钱，不让农民过上安安稳稳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