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发出对李云仲信的批示的第二天，毛泽东还批发了另外两个材料，一个是《国务院秘书厅学习简报》，一个是《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这两个材料的内容，前面已作过介绍，都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同意见。
我的记录本上，还记有7月26日上午周恩来的一个长篇讲话的要点，是向北京来的各部委负责同志苦口婆心作关照：要接受当前这个突然发生的他也没有料到的严峻形势，怎样渡过今后难关——既要反右倾，又要把工作做好。要点如下：谈政治方向与工作态度两个问题。弄清政治方向，划清界限。思想问题，路线问题，如对后者有所怀疑，就是根本立场问题。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前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四个星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党内思想动态不能不反映党外思想动态。到了时机成熟时，主席才讲明这个问题。主席一开始就讲过“得失论”。
去年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为群众所掌握，9000万人上山，食堂遍及全国。怀疑者认为得不偿失。党外以龙云为代表；党内有天津干部、江西党校的议论，东北李云仲的信。会内是另一种形势，怀疑总路线，左、中、右，站在哪一方。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主席论十大关系，1956年提出多快好省，已经奠定了总路线的基础。
现代方法，简易方法，不断发展、转化，两条腿走路以前者为主导。不能单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局部与全局，还有当前与长远，得失要算总账。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
是投身于群众运动的热潮，还是对之泼冷水？每一个单位炼钢、炼铁得不偿失，都登报，行不行？算总账，划得来。说“左”了，实际是说“左”的人右了。
总路线同群众要求必须结合在一起。说总路线“基本正确”，是怀疑总路线。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总路线是否正确？
补贴几十亿划不划得来？这是李先念提出来的。我说划得来。李先念是不怀疑总路线的。落实指标，落到可靠程度，是否是机会主义？大家“焦头烂额”、“精疲力竭”，算了四个礼拜的账，是否是机会主义。（周恩来在会议期间，一直抓计委和各工交部算细账，落实1959、1960两年的主要指标）
落实以后继续前进，决不是机会主义。这就是政治态度。泄气思想是动摇总路线。我们只是去掉一部分虚气。
动摇总路线有两种表现：基本肯定，得失各半；都是泄了气，没有看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另一种偏向是，尽说些空话，看到许多问题不去解决，熟视无睹，放心得下。这同样是右倾。表面积极，总责备下面，光说空话，这实际是帮助了怀疑派。否认失调，否认紧张。这也是一类工作态度。
到底是否有赤字？是否通货膨胀？
会议初期要回答这些问题。会议中期，许多意见提出来了；怀疑、动摇出现了。中央领导同志中也出现了。引起了大家注意。
23日讲话之后，会议进人第三阶段。究竟站在什么方向。还是采取批评、团结的方针。彭总在主席处讲过匈牙利事件（李井泉同志警告过他）。
个别地方可能出现，但整个国家决不会出现，出了偏差，中央马上纠正了。
综合平衡，苏联搞了20多年，农业几十年未能平衡。
执行总路线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不是路线问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主观、客观相结合。今年850万吨钢材，最后算账只700万吨。也不要被此吓倒。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两条腿要走稳当，如意算盘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拍王鹤寿的桌子，各部是否有这类事？
几十万条错误，不能动摇总路线。问题只是偏差与不力，有的人碰到一个问题出现，就又怀疑一番；只看到个别现象，又忘记了全局和真理。我焦心如焚，置身其中。
另外一种态度，是站在局外指手画脚，做旁观者，中间派。尽管有的指责是对的，但根本问题是方向，包括立场与目的。两种目的，两种态度。
定要弄清政治方向，才能划清界限。各人按自己的思想情况作回答。北京来的人占一半多，当此紧急关头，要表态。北京来的人，在会议中哇啦哇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