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鲁比欧发表声明：一九八九，北京及全中国各地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持续数周，中共对此进行残酷镇压，但英勇牺牲的中国人民，以及那些为追究事件的责任和正义，而持续遭受迫害的人们，他们面对危险所展现的勇气提醒我们，自由、民主和自主的原则，不仅是美国的原则，更是中共无法抹杀的人类原则。与此同时，韩国总统大选，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胜出。“白宫官员”称：韩国举行了一场自由且公正的选举，美韩同盟坚若盘石，不过，美方仍担忧且反对中国对于世界民主国家的干涉及影响。集中力量，应对中国挑战，已然是川普二.〇的主题，日前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明指，中国对台湾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也表现出这种针对性。
六四，发生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后十年左右，正是苏联、东欧、波兰等国共党政权纷纷垮台的年代。邓小平，既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也是下令解放军屠杀人民的总指挥。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严防西方对中国和平演变，经右政左构成他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局限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只向经济体制改革开放闪绿灯，政治体制（一党专政）红灯禁止通行。当然，这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历史决定，陈云等元老共同为往后的中国投下一道长远的阴影，也让当今的世人活在他们的幽灵之下。庞皮欧在国务卿任上说：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共产中国一定会改变我们。可惜，“促使中国改变”或“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至今西方仍争论不休。
中共“镇暴”人民之后，从胡耀邦到赵紫阳的有限政治改革计划就此结束，“河殇”（一九八八）所代表的向往海洋文明成为绝响。历经江泽民、胡锦涛到现在的习近平，六四绝对不准翻案，高压维稳是唯一的答案。六四，苏东波，增强了中共一党专政的意志力。此后，政治谈论上的禁忌，经济成长的加速，数位极权统治的缜密，令中国社会逐渐远离六四情绪，年轻世代大部分更懵然无知。从外界的视角来看，后六四的中国，世界工厂、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成为中共自我正当化的新说辞，但是身为中国人的悲哀却更沉重了，因为，中国在“超英赶美”、“东升西降”的繁荣表象下，倒退回毛泽东时代的“一九八四”欧威尔式国家，改革开放所想象的远景实现得非常扭曲。乃至，在习近平心目中，邓小平的地位，也被毛泽东取代了。
所以说，二〇一二，习近平接班，经过十年强势统治，打破两届的任期惯例，有其中共体质的基因，虽然他的个人因素也有决定性。三连任，预告了无限期掌权，而与其批评他为了“收藏权力”而整肃异己，不如多加分析他如何“使用权力”的野心。“对内称帝、对外称霸”，不妨用来素描他会把手握的权力、能力用在什么设定目标。二〇二〇，美国对中贸易战声中，全球爆发源于武汉的新冠疫情，令全球公卫、供应链大乱，人命、经贸蒙受灾难性损失，川普为之连任落空。正当全球逐渐脱离疫情，二〇二二普廷与习近平联合声明“中俄友谊无上限”，随即挥军入侵乌克兰。三年多来，习近平表面中立，实则协助普廷抵制西方制裁，意图在持久战弱化、分化西方，为中国霸权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平行进行着，习近平在内部，封控清零、打压民企、清洗一手提拔的军政高层，大权在握仍不断斗争，无法不令人联想到，他正在铺陈某种目的之“安内攘外”。
三十多年来，后冷战时代的乐观气氛由浓转淡，从后见之明来看六四堪称不祥的预兆。“历史的终结”（一九九二），“世界是平的”（二〇〇五），恰好可以代表那种思想历程的前期：冷战结束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胜利，全球化令隔绝的两个世界合而为一。二〇〇八，六四之后二十年，北京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把这个愿景烘托得如痴如醉。在此之前，美国的“交往”政策，令中共得以利用资本主义精致化数位集权统治。六四之后，历任美国总统，或对中国的制裁有名无实，或将人权与经贸脱钩，或给予永久最惠国待遇，或协助其加入WTO，或放任中国窃取智慧财产、军工机密，或漠视习近平将南海军事化。结果，引狼入室，养虎为患。就此而论，川普、习近平的第二回合，形同中美世纪马拉松的准决赛，他们的胜负可能才是从六四、后冷战到全球化这段时期世局演变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