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重提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更为严重的是，开始将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国内还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然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了清算，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刻在制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十几个省的省级干部中，揪出了“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一些对运动有疑虑或发表了某种不同意见的讲真话的同志，就被认为是打白旗、促退派、观潮派。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大大超过1957年的“右派分子”的数量。尤为严重的是，经过庐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接受了“阶级斗争”实践，导致了这一错误理论不断发展，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四，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折点是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账，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本来，党内发生原则意见分歧时，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党的领导人谦虚谨慎，大家能畅所欲言，一切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意见能得到尊重，即对党的最高领导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健全时，是非自容易辨明，错误就可以避免。但经过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时，党内民主生活已很不正常，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
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
刘少奇在八大作政治报告，“党的领导”一节，有这样一段关于发扬党的民主生活的话：“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
八大隔了3年了，这段话人们可能淡忘了；可是4月上海会议才过去两个月，关于提倡海瑞精神——敢于犯上直言，关于“有时真理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关于“李锐怕鬼”（实际是赞扬李锐上书，但胆子还不大，要将副本送李富春，内容还写得太简略）的话，都还言犹在耳。然而，朝令可以夕改，喜怒可以无常。戴上一顶“敌对阶级”、“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这些全党刚刚听到的话，就统统不作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