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旷日持久的“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诸多运动一场接一场，给人以运动就是一切、运动没完没了的感觉。那是一个无数人忐忑不安地过日子的年代，是一个无数人窒息和绝望的年代。就江苏而言，清查“五一六”持续时间最长，尤为神秘，极为残酷，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是很突出的。
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回首往事，不寒而栗。当时全国实行军管，在江苏主政的，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及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许世友先后被任命为江苏省军管会主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统治江苏近七年。吴大胜先后被任命为江苏省军管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主持省委日常工作。许世友和吴大胜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抓了几十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民谣“‘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就是对这场运动的形象说明。1973年3月，江苏滨海县“十寡妇”（十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者的妻子）赴京上访，披麻戴孝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震动京城。
江苏清查“五一六”时，我在新华日报社评论组工作。“文革”初期，我是南京大学“八二七”造反组织的一般成员，研究生毕业后，于1968年4月分配至新华日报社，亲历了清查“五一六”。我是最初起来批判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人之一，并且是《新华日报》1974年5月11日社论起草人之一，这篇社论公开批判了吴大胜等人，及其领导的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作为亲历者，谈谈我所知道的江苏清查“五一六”。
一、吴大胜等人如何领导、推动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0年3月27日，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即［1970］20号文件下发。文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一段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清查“五一六”就是依据这个文件及一系列“中央首长指示”开展的。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存在着一个成员遍及全国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下，就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持续几年的清查运动，而且莫名其妙地把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操纵者。按照20号文件清查“五一六”，运动越是雷厉风行，后果越是严重。
吴大胜等人贯彻执行20号文件出奇地积极。他们没有见过一个“五一六”，却能为“五一六”画像。吴大胜说：“什么叫‘五一六’？‘五一六’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罪大恶极，搞资本主义复辟，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省革委会副主任迟明堂说：“有人说：‘五一六’究竟是什么样？其实，林副主席的报告里已经给他们画了像：是不是与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挂上钩，有没有一根线。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最危险的敌人。”吴大胜等人自己都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五一六”，清查的决心却很大。很快成立了负责清查“五一六”的江苏省第二专案办公室，简称“二办”。许世友委托吴大胜一人独自掌管“二办”，省委和省革委会的其他领导人不得过问。吴大胜与“二办”单线联系，极为诡秘。“二办”有逮捕、监禁、审讯清查对象之权，充当了吴大胜等人深挖“五一六”的机器，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又作出了“破口、围点、打面、深挖”的部署。“破口”即选择突破口，将其打开；“围点”即选择重点清查对象，将其围歼；“打面”是横扫面上的“五一六”；“深挖”即抓住“文革”中的大案要案，深挖“五一六”。还把一位中央领导人提出的“深挖细找，一个不漏”，作为江苏清查运动的口号。
吴大胜等人把江苏“文革”造反的发源地南京大学当作清查运动的突破口和典型来抓。吴大胜说，南大是江苏的头。他要攻下南大，取得经验，推广全省，由点到面地开展清查运动。吴大胜任命省革委会副主任迟明堂为驻南大调查组组长，带了60多人，浩浩荡荡开进南大。运动高潮时，据有关领导在内部会议上透露，南大南园（学生宿舍区）和北园（教学区）的“学习班”（关押和审查人的地方），多达100个，还不包括已经结束的36个“学习班”。全校小分队（专案组）成员多达数百人。昔日书声琅琅的学府，成了阴森森的人间地狱。
运动由南大迅速扩大到江苏省五七干校。南大和省五七干校的做法与经验，随后被推广到省直属各机关、团体，又推广到全省各地、市、县。连工厂、学校、医院、农村人民公社都成了清查“五一六”的“人民战争”的战场。
这里介绍南大清查“五一六”的主要做法：
1、先给人戴上“五一六”帽子，再逼他交待
政治系的青年教师郁慕镛被作为“五一六”关进了“学习班”。他交待自己在“文革”中经历的一件件事情，都很具体，就是没有涉及参加“五一六”的事。小分队队长去找校革委会主任王勇（王勇是其岳父的朋友），问：郁慕镛是不是“五一六”？王勇回答说，郁慕镛在“五一六”的名册上。小分队队长有了“底气”，便对郁慕镛喊话：“郁慕镛，你一定要丢掉一切幻想，你的‘五一六’问题是铁板钉钉，必须老实交待，特别不要把我们几个月来的耐心当作驴肝肺。你的上级、同伙早就交待了，名单上有你的名字，就等你的态度。”郁慕镛仍没有交待。小分队又找郁慕镛的新婚妻子前来劝说丈夫。就在妻子前来劝说的当晚，郁慕镛在洗手间上吊，他个子大，绳子断了，才没有死。一两个月后，省调查组的一个成员向小分队的人透露：郁慕镛在“五一六”的名单上，没有这回事，这个名单不存在。但王勇却编造了这个名单。南大有的负责清查的领导人对小分队成员说，要什么证据？把审查对象关起来就是证据！
2、领导亲自逼供，以坐牢、杀头相威胁
生物系女学生朱念周，原是“红四联”造反组织驻京办事处的，组织过批谭（震林）联络站。调查组进驻南大后宣布的第一份“五一六”名单，上面有五个人，她是其中之一。关押后态度顽固，拒不交待，自然少不了受皮肉之苦。9月5日，她终于在全校“宽严大会”上坦白交待了，说自己是被“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吴传启拉下水的。她是江苏“五一六”元老，南北黑色联络员。她的嘴巴是怎么被撬开的呢？她自己说：“首长一次又一次找我谈话，反复耐心给我‘三个大讲’，并且严肃地多次指出：‘你的罪行是客观存在的，组织上早已是掌握得清清楚楚的，凭你的罪行，看你的态度，坐牢杀头哪样都够得上，无产阶级专政早就可以法律制裁你了，但现在所以不这样做，还是为了挽救你……’”她说的首长，是省调查组副组长、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省革委会政法组组长赵洪。这样重要身份的人，讲这样严厉的话，朱念周怎能不胆战心惊？
3、拿着手铐开批斗会
1970年12月30日，南大召开了揭批文凤来的全校大会。文凤来既是原南大“红四联”的一号头头，又是原江苏“红总”的一号头头。蒋广学有如下回忆：“文凤来是被绑着双臂由两位穿军装的年轻人押上台的。昔日的同伴和战友、今日反戈一击的葛忠龙在台上激昂慷慨，揭发他在何时何地与葛忠龙、曾邦元、张建山一起加入了‘五一六’，他们发展了多少成员……接着，又有一般成员对文凤来的揭发，而且带领着台下的群众高声呼喊‘打倒文凤来’。但这条东北汉子没有一点恐惧，说：‘我反对许司令是错误的，该受什么惩罚我都接受。但我不是五一六！南大没有五一六，江苏没有五一六。’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引来了台下‘打倒文凤来’的雷暴声。他没有屈服，在雷暴暂歇之际，把矛头对准了葛忠龙：‘葛忠龙，你这样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把我们的这些同志搞成这样，有的会家破人亡，你对得起谁？’”因为“气焰嚣张”，文凤来当场被用手铐铐了起来。
4、审查对象自杀，批判他“自绝于人民”，专案组继续审查
外文系教师史兆瑜不堪忍受殴打、折磨，于1970年7月1日跳楼自杀。7月2日，领导人张某某宣布，史兆瑜跳楼自杀，自绝于人民。7月4日全系召开声讨史兆瑜大会。史兆瑜的自杀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行为”，因为他不早不晚，选择在7月1日自杀。专案组没有因史兆瑜的死停止调查。7月9日清晨，外文系陈慧彬跳楼自杀，下午全系开大会，批判陈慧彬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领导人张某某称：如果我们对陈慧彬的死有什么惋惜，那主要是它影响了我们运动的深入发展。领导清查运动的人，人性已经泯灭！从7月1日至13日，南大接连发生4起审查对象自杀事件，这并没有引起亲自过问南大清查运动的吴大胜的丝毫怜悯。运动就是一切，人命如草芥！
5、通宵达旦地斗，连续几天十几天地斗，逼迫审查对象“缴械投降”
南大原保卫科科长陈霖被关押后，7个多月没攻下来。据宋东方《我的文革日记》，1970年11月3日，迟明堂指示陈霖小分队：陈霖是一个很狡猾的反革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他搞得缴械投降。要打到他自己要交待的地步，要用斗争方法把他斗垮。暗示对陈霖的批斗、逼供可以“升温”。迟明堂发话后，小分队接连批斗陈霖数十次，经常从晚上斗到第二天早晨。一次曾连续斗三个通宵。陈霖终于“缴械”了，他交待了据说“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清查运动领导者津津乐道的“凌晨出成果”。据说陈霖供出了省调查组组长迟明堂。也有人说，袁服武、康炳成咬出了迟明堂。吴大胜有规定，三个人交待你是“五一六”，就可以定案。很快，迟明堂也被作为“五一六”审查，后被关进监狱。迟明堂是一位地方老干部，充当了许世友、吴大胜清查“五一六”的急先锋，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想不到报应来得那么快。
6、召开“宽严大会”，用万人大会的声威，震慑没有交待的审查对象和怀疑对象
清查运动期间，南大先后召开了十多次“宽严大会”。其中一次是1970年12月20日下午在学校大操场召开的。当天，开进很多军车，军人在校园内四处巡逻。还没有开会，就使人感到气氛森严可畏。参加大会的人多达几万，大部分是外单位来的。南大的审查对象，以及外单位的一些审查对象被押到会场，有的还被蒙面。我身历其境，感受了“宽严大会”的恐怖气氛。在大会临近开始时，忽然听说有人从“文革楼”（原教学楼）纵身跳下。几十年后方才得知，死者名金钰英，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青年女职工。那天，她被押着进入南大后，乘人不备，突然跑上“文革楼”跳楼自杀。宽严大会宣布物理系教师朱日昭判刑20年，同时逮捕丁兆玉。还宣布对葛忠龙、康炳成等10人的处理决定。南大党委书记王勇说：丁兆玉是“五一六”一般成员，死不悔改，从严处理；康炳成是“五一六”骨干分子，认罪态度好，有立功表现，免于处分。
二、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为何特别惨烈和血腥
江苏电视台原台长丁群在《冤狱遍地的江苏省清查“五·一六”运动》一文中，向我们公布了如下数据：“据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统计：江苏省在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多达26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的13万多人），死伤6000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的2540人）。江苏省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13349人。这就表明，江苏省的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比当年反右派斗争的伤害面，还要大20倍。”
丁群又在《说不尽的残忍和荒唐——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一文中写道：“在长达四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南京大学被莫须有地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师生员工达1560人，占当时师生员工总数（4950人）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被关押批斗的有389人，被判刑的16人，被迫害致死多达28人。”
丁群是看过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档案，以及南京大学落实政策的档案，才写下上面两段话的。
丁群还于2006年3月23日告诉我，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中，抓了81个“五一六”。
江苏清查“五一六”，规模之宏大，手段之狠毒，场面之血腥，后果之严重，居全国各省市之首。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文化的武人，掌管江苏一个省的清查运动，眼睛看到的都是敌人，脑子想的都是歼灭敌人
吴大胜说：“南大的敌情是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南大的前身是伪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是为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解放以后，在省、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南大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南大隐蔽着不少叛徒、特务、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斗争是很有油水的。”
省革委会调查组一进入南大，就借口该校有些学生在文革初大串联中同北京造反头头有接触，说：“北京有‘五一六’，南大一定有‘五一六’，不仅有，而且面广量大，根深线粗。”其他单位负责清查的人鹦鹉学舌，说南大有“五一六”，我们单位也一定有“五一六”。“敌情”越说越严重。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华东电子管厂作清查动员报告时，一连说了23个“有”：“华电肯定有‘五一六’，不但有，而且有一窝窝、一串串；这里好派有，屁派有，逍遥派也有；干部有，群众有；党员有，团员也有；职工有，家属有；老的有，少的有，连小脚老太婆中也有……”
2、许世友借清查运动残酷无情地报复喊过“打倒许世友”的人
1967年1月26日江苏夺权事件后不久，江苏实行军管，许世友任省军管会主任。夺权的“红总”（“好派”），认为许世友为首的省军管会“支一派，压一派”，支持“八二七”（“屁派”），压制“好派”。当全国刮起一股“揪军内一小撮”风暴时，“红总”的一些人喊出了“打倒许世友”的口号，还成立了“揪许火线指挥部”，冲击了南京军区机关。据说许世友为避风头，躲到大别山去了。清查“五一六”，给了许世友报复的机会。江苏清查实际上是从抓“好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开始的。南大排查“五一六”线索，查五个方面，其中一项是排查1967年省军管会成立前后及8月份的所谓“乱军篡权”事件，说白了就是排查“好派”的“反许”活动。许世友、吴大胜的逻辑是：“反许就是反军，反军就是‘五一六’。”很快，“好派”的头头和骨干，都被打成“五一六”。那些同情或支持“好派”的军队、地方领导干部，也都被诬为“五一六”。
3、利用一派打一派，打到一定程度再打另一派
许世友对于曾经反对过自己的“好派”头头文凤来、张建山、葛忠龙等切齿痛恨，对拥护过自己的“屁派”头头曾邦元等不见得就真心喜欢，尽管曾邦元等曾是许世友的座上客。此一时彼一时，各级革委会、党委成立后，造反派势力被当政者视为“不稳定因素”，准备随时清洗他们。1973年9月28日许世友在大会上说：“江苏的两大司令，问题大得很，都干了坏事。一个下毒药，毒害毛主席，叫一个工人去干，工人不干……曾邦元把所有的中央首长的材料都整理好了。你把材料整理好想干什么？干反革命，有野心吧！……你既没有功劳，也没有苦劳，连疲劳也没有，还想当大官！”他讲这番话的“根据”，可能是已被折磨到神志不清的审查对象的口供。不过对曾邦元还算客气，1972年下半年才把他关到省委大院北面的一幢小楼里，后移押句容县的一座监狱。
清查初期，许世友、吴大胜还要借助原“屁派”的人来打“好派”。当“好派”打到一定程度时，就掉转枪口打“屁派”。南大外文系沈崇美，原为“八二七”勤务组（领导小组）成员。清查“五一六”开始后，他以外文系革委会主任的身份领导外文系的清查。4个多月后，1970年9月2日晚，省调查组组长迟明堂把他叫去，冷冷地问：“你有没有问题？”还没等沈崇美反应过来，迟明堂就以威严的口气宣布：“从现在开始，外文系的工作不要做了。明天办你的学习班。”沈崇美进了“学习班”，因态度顽固，小分队的骨干们便在他的床四周钉上木板条，围成一个严严实实的木笼，他就在这个木笼子里关了三年，还不时遭受酷刑。很多单位的专案组，像走马灯似地换人，昨天还在审查别人，今天就成了被审查的对象。
4、吴大胜亲自督阵，不断给下面领导运动的人施压，不断反“右倾”
新华日报社的清查运动并不冷清，但吴大胜不满意。他把报社党的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叫到他办公室，声色俱厉地批评他们“右倾”，还说：“知识分子成堆的报社，怎么可能没有‘五一六’分子！”在吴大胜的督促下，报社负责清查的领导人，将原“好派”战斗队长以上人员，大部分关进了“学习班”，对没有进“学习班”的，则在大会上点名，勒令其坦白交待。有一名审查对象从四楼跳下，造成终生残疾。另一派中的几个人，或被关押，或被大会点名，有一人被吓出了精神分裂症，住进了精神病院。
吴大胜要求专案组人员对审查对象“天天批，天天斗”。有的专案组成员问领导，“把人家打成‘五一六’，有什么证据”，立即遭到训斥。凡斗争性稍差的人，都要被清理出专案组。据南京市负责清查“五一六”的“三二〇”办公室统计，仅在1971年12月，就有570多人因“心慈手软”、“立场不稳”被调离专案组。
1970年10月20日，毛泽东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在北京，有的单位的清查“五一六”已经一风吹，但在江苏，由于吴大胜不断反“右倾”，清查运动如火如荼，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毛泽东批示后20天，南大还召开了几万人的“宽严大会”呢，那浩大的声势，哪有运动松劲的迹象？
5、前期重点“清组织”，逼交“‘五一六’联络图”；后期转而“清罪行”，导致冤案、假案无数
江苏清查“五一六”，前期重点追查想象当中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朱念周在威逼之下交待说，她组织的批谭（震林）联络站就是一个“五一六”组织。还说自己是“五一六”的元老、种子。她一人就供出一串“五一六”。有的人在小分队的逼迫和诱导下，画出了“五一六”的“联络图”。这张“联络图”，几乎囊括了南大原“红四联”所有的积极分子和支持“红四联”的干部，他们或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或被说成是“五一六”的幕后策划者。“红四联”的组织部长，则被说成南大“五一六”组织的组织部长。南京市城建系统的一个重点审查对象，受了逼供、诱供，编造说南京市级机关有“五一六”12个小组、6个联络站、13条线，并画出了12张“联络图”，涉及374人，其中部、局长以上干部57人。他的交待，好似天方夜谭，但却有人相信。
运动后期，吴大胜等人发觉单凭审查对象交待的“表格”、“联络图”，无法定案。而不能定案，运动就不好收场，就可能真的“一风吹”。这个难题，北京的学部在清查中也遇到了。中央一位“重要的领导人”接见学部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抓运动的）负责人时，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汇报说，“五一六”的组织和罪行只有交待材料，没有原始证据，难以定案。意思是只有口供，没有物证。这位“重要的领导人”要求他们集中力量抓罪行，并强调“群众参加就是证据”。我听过中央领导人周的讲话传达，他说，没有履行组织手续，只要有极“左”思想，有罪行，就能定“五一六”。1971年，中共中央下发了13号文件，主要精神就是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要集中力量抓罪行。文件说：“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将他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吴大胜抓住这段话大做文章，提出以“抓罪行，抓重大事件”作为清查运动的重点。亲自列出一份清单，把“文革”初期造反组织的一些派性活动，都列为重大事件，列为“五一六”的反革命罪行。根据吴大胜的新的要求，江苏各地对清查运动的审查对象和怀疑对象发动了新的更猛烈的攻势，挖出了更多的“五一六”。省五七干校把半数以上的学员都打成了“五一六”。驻南大的省调查组秘书组组长樊某某得意地宣称：“南大‘五一六’，多得可以用火车装。”
三、江苏对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善后处理”
1974年，吴大胜流年不利。他背靠的大树许世友调到了广州军区，他没有了靠山，也就没有了此前的“虎威”。2月，南大贴出了揭发和批判清查“五一六”的大字报。从3月18日起，新华日报社编辑王晓智、余华明和我，陆续写了6张大字报，总字数约8万多，贴到了省委大院、南大校园，以及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人们纷纷传抄、翻印，迅速传遍全省。省革委会副主任许家屯对这些大字报尤为关注，让南大中文系的学生白天到校园或大街上去抄，晚上向他汇报。
恰恰在这时，南京发生了下放工人大规模上访的事。4月28日至30日，近万名南京下放工人包围机关，上街游行，拦截汽车，爬上火车，赴京上访，要求回城工作。吴大胜给他们发了伙食费。随即，中央发了14号文件，批评吴大胜等人搞“经济主义”，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省委副书记彭冲、省革委会副主任许家屯抓住这个文件做文章，要搞倒吴大胜等人。他们两人，都是原江苏省委中排名靠后的书记，这时成了江苏地方干部的领军人物，并且取得了省革会中原造反派头头（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没有被整死或被逼疯的人）的支持。5月14日下午，许家屯亲自到新华日报社，布置写一篇批判吴大胜等人的社论，口授要点，并在报社坐等交稿。三名起草人都是南大毕业的，“文革”中分配至新华日报社，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在社论中写进了许家屯没有提到的清查“五一六”问题，想不到许家屯审稿时没有划去。次日，这篇社论见报，标题为《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斗争大方向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盖子》。文中有这么一段：“林彪自我爆炸以后，他们继续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他们不批林，不批陈，以批极‘左’代替批极右，借‘深挖”五·一六“’转移斗争大方向。同时，他们还向中央写假报告，隐瞒林彪及其死党在江苏的罪行，以及他们之间千丝万缕、不可告人的关系。”这是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清查“五一六”问题表态。
6、7月份，彭冲、许家屯多次主持召开省级机关批林批孔代表会议，让尚未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的吴大胜作检查，并对吴大胜及省委常委蒋科开展揭发、批判。我是会议的代表。会议名为批林批孔，实际重点一是揭发吴大胜等人为林彪选“妃子”（儿媳）和“驸马”（女婿）。在6月17日的会上，许家屯一上来就问吴大胜：“主席说，选‘妃子’是谁干的？”吴大胜爽快地回答：“主席说，选‘妃子’不是共产党干的。”省委组织部一位姓马的干部揭发说，林彪先后10次派人来江苏选“妃子”和“驸马”，看了二三十万女青年的档案和照片，还看了两三万男青年的档案和照片，吴大胜等人积极配合。会议的另一个重点是揭发吴大胜等人搞清查“五一六”的罪行。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从这年夏天开始，江苏对清查“五一六”问题进行复查。8月31日，省委下发《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的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承认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并明确指出，应由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吴大胜负主要责任。对清查中的问题，提出了六条处理意见。其中第二条说，“经审查不是‘五一六’，又无重大政治问题的，组织上仍应继续信任”。
南大党委书记王勇，根据省委要求，在大会上宣布，南大清查“五一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文革”结束后，南大党委书记章德在大会上宣布：南大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没有“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但南大被打成“五一六”的人没有拿到平反决定。
南大没有一个“五一六”，江苏也没有一个“五一六”，但江苏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却搞了四年，挖出了26万多“五一六”！
四、对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认识
清查“五一六”是毛发动和领导的“文革”的一个重要战役。这个运动设定的深挖和打击的目标——萧华、杨成武等人操纵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子虚乌有的；但运动实际深挖和打击的目标是实实在在的。清查“五一六”，好比一个巨大无比的箩筐，想打倒什么人，都可以往这个筐子里装。许世友、吴大胜等人很善于利用这个运动，把上面要打倒的人，他们自己要打倒的人，一股脑儿往这个筐子里装。下面各地、市、县领导清查的人，也把许世友、吴大胜要打倒的人，他们自己要打倒的人，往这个筐子里装。所以，江苏清查“五一六”的成果极为“辉煌”。
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还是达到了许世友、吴大胜等人的目的的，这就是把中共“九大”后的所谓“不稳定因素”，原造反派骨干，特别是进入各级革委会的人，基本清出“文革”的舞台。这也符合“文革”发动者的初衷。“狡兔死，走狗烹”，造反派已经用过了，该收拾他们了。
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其实“文革”并没有被“彻底否定”，只是否定了几个人，以及全国各地的大小造反头头。现在，要么说“文革”是“艰难探索”，要么说“文革”时期成绩巨大，否认“文革”是“动乱”、“浩劫”。莫非江苏清查“五一六”也成了“艰难探索”？也是“成绩巨大”吗？
若问：“文革”会不会再来？如果会再来，它离我们有多远？我只想说：“文革”已经过去40多年，理应作为历史让人们研究。但现在研究、讨论、反思“文革”，常常遇到梗阻，“文革”似乎是碰不得的“禁区”。把“文革”包包扎扎，想让它“被遗忘”，其实是不可能的。经历“文革”的那一代人，很多仍健在，怎么能遗忘？你不让反思“文革”，“文革”就有可能再来。我们不是随时都能看到“文革”现象吗？“文革”的土壤还在，“文革”的影响还在，为“文革”呼风唤雨的人还在。“文革”的阴影仍在我们的头顶！
（2019年8月22日草就，2021年9月2日改定）
来源：《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