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当年比给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更为直接。
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的统计，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62%。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
重工业继续追求高指标。1959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8%以上。钢产量达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73.4%；生铁达到2191万吨，增长60%。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增加。195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5.2%，提高到43%；与此相反，农业的比重由34.3%降到25.1%.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
1959年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81亿元，增长30%，总投资规模达到350亿元。由于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2%，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1958年还低5.6%，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33.9%，猛增到43.8%，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上年减少了22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15%，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14.7%，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人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元降到65元，下降了22%。1959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入严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1960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1840万吨，并提出了8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
国家计委编制的1960年计划，仍然以大跃进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继续进行“反右倾斗争”，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跃进。然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企图用主观意志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方针，只能导致更为惨重的失败。1960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了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
其中粮食减产530亿斤，棉花减产1292万担，油料减产52.7%，生猪头数减少32%。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9.8%，在棉布、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的情况下，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25.9%。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都比上年大量增加，其中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比上年增加479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积累率一直维持很高的水平。
196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388.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9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3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
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常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出现赤字81.8亿元，货币发行过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日益困难。从1960年第二季度开始，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缺布，全国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都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全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0.19‰；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净增率为-45.7‰；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净增率为-3.78‰。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作出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败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已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