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及时写出了批判文章，题目是《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近6000字。8月27日中央办公厅向党内印发了此文。胡乔木的文章讲了五个问题。
（一）彭德怀同志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实质上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提出的一个反党的纲领。这个意见书的攻击锋芒，上是直接指向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指向着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意见书表面也讲了一些大跃进成绩伟大、缺点难免、前途光明之类的话，但是这是为了作掩护的，因为彭德怀同志知道，没有这个掩护，他的反党面目就暴露得太明显了。
意见书的主体是在所谓总结经验教训的部分，特别是所谓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部分。他在把大跃进污蔑成是“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以后，进而分析其“社会原因”，提出了一个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的断语，随即暗示为党的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复活。这样，他就打着“无产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招牌，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而实际上，他却是站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整个意见书的实质。
（二）彭德怀同志把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描写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浮夸作风”是极端荒谬的，这是对党、无产阶级和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污蔑。首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有深刻的经济和历史的基础。这两个运动不但不是出于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恰恰相反，是最后消灭资产阶级经济和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其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两个运动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领导，同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坚持错误路线直至斗争遭到严重失败的情况，有什么相同之点？
（三）彭德怀同志为了要替他的反党纲领寻找借口，为了要煽动右倾分子向党进攻，故意把几亿人民的伟大运动中的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加以极端夸大。在他的意见书中，没有一处说到这些缺点在全局中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彭德怀同志夸大缺点错误的最反动的言论，就是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这个反动观点是他在庐山会议以前和庐山会议期间再三宣扬过的，从这句话也最能认识他的意见书中关于形势估计的真面目。
（四）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尽管表面上也说了许多拥护总路线、拥护大跃进、拥护人民公社的话，好像只是批评了一些缺点错误，实质上他不但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而且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也是不同意的。他在小组发言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虽然表面上说“当然不是铁托所讲的制度上的问题”，实际的观点却是相似的。他说什么纠正“左”比纠正右难，又说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主要要防“左”，更显然地是为右倾机会主义辩护。
去年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而来，根本没有任何路线性的错误，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比较，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尽管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但是两种错误的社会来源和政治性质是不同的，“左倾”分子还是忠于革命的，而右倾分子却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影响反映在党内的结果，他们是害怕革命、不要革命特别是不要社会主义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有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还可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虽然在方法上也经常要犯错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就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长期生死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他的意见书实质上只是反映了我国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将要彻底胜利、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将要最后灭亡的反抗。
（五）彭德怀同志自己承认，他在意见书里是有意对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安了几根刺”的。他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人污蔑毛泽东同志像“斯大林的晚年”，攻击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上海会议，攻击第一书记挂帅，污蔑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人敢讲话，等等。这一系列的恶毒的诽谤和阴谋，无非是为了要破坏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的威信，而树立彭德怀同志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高岗集团的重要成员的威信，无非是为了分裂党和人民解放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和人民解放军，并且实际上是配合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的进攻，破坏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从这个背景上，才能深刻地认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和其他有关反动言论行动的真面目；以及同他相配合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人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反党言论和行动的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