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发展下去，可是这一社会平均、公正和平等的思想，始终是毛泽东所执着追求的。
“文革”之初发出的“五七指示”，曾作为“建设新世界的五七道路”；全国都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以此达到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
第二，当时纠“左”，神仙会阶段提出的18个问题，并不意味全党上下已清醒地认识了产生“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毛泽东并未放弃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他将运动中的成绩和错误做了惯用的形象比喻：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也是当时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喻）。他一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是前进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只须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而最关紧要的是，劲可鼓而不可泄，“三面红旗”决不允许怀疑，这样，形势就会很快好转起来。
毛泽东的认识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深刻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主要是将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庐山会议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开始。
第三，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
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着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了党内。
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为更好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提出的正确意见，视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而且尖锐到这种程度：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党内，同他对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判断错误有密切关系。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形势，对我国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本来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八大报告指出：在我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已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今后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毛泽东所同意的八大通过的正确路线，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坚持。第二年，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强化了”阶级斗争”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