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我起草，但他谈不出多少东西，我难为“无米之炊”。只记得他有过这类豪言壮语：15年内，全国人人都要当大学生，那时他正应聘为复旦大学讲课。我费力凑了两千多字。结果此文没有在会上印发，他大失所望。后来田家英告诉我，柯庆施向他埋怨：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以后中央开会，他必带张春桥，庐山会议也带了去。）这天中午吃饭时，柯庆施知道了我们小组会的情况，就斟了一杯葡萄酒，走过来要跟我干杯。我就大声说：柯老，你是看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满餐厅几桌人都听见我这句话，见到这个场面：我硬不干杯，转回餐桌不予理会，使得这位柯老下不了台。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我这个人何等“少不更事”同时也说明当时的情况，还只对事没对人，会议的空气还允许我如此放肆。但柯庆施这个人我是忘记不了的。《龙胆紫集》“戊己辞”九首最后一首：咏某“战友”，就是写此人的：
“人皆学士”此雄心，福至心灵沐主恩。
应命捉刀难补意，语人落第乃输文。
未能合唱法螺调，因得常攀牛鬼亲。
一跌风波吾老矣，盖棺“战友”典型存。
26日，我作第一次检讨（《简报》都刊出的），首先检讨了上次态度的不好。随着简单说到一年多来的思想情况：从我本身的工作（水电）来说，从来是觉得可以多快好省的（长期为此争取过），对总路线、大跃进是认真贯彻执行的。去年以来，同主席的接触和向主席写过三封信，主要是谈当时钢铁指标定得过高，其他难以平衡；以及对计划工作等方面的意见；总的精神是如何更好地实现大跃进和贯彻总路线，对鹤寿同志（王鹤寿也在第一组）和冶金部的意见，从来也只是说指标定得过高了，左邻右舍有困难。
对于把“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我有一种想法，认为像庐山这样的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把一些缺点和问题谈清楚。对于彭总的信，我是有过同情的。刚一看到时，感到作为对立面提出来是好的，当时还同别的同志说过，彭总伟大（果然后来有人揭发）；以后又看了一遍，也只是感到一些词句和一些提法上，例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问题，上次我讲了（记录没有写上）。至于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对总路线的怀疑、摇摆扭于自己的思想状况，根本没有这样的嗅觉。听到主席讲话后，对许多问题比过去看得深了一步，受到很大教育。
大家认为我没有敞开思想，有的人对我的发言不满意，我那时还完全没有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还把我在小组会上同别人争论的情况，以及不跟柯庆施干杯之事，得意地告诉周小舟和周惠。他们听了，也颇为高兴。
对事，也要对人
7月26日是庐山会议的一个关键日：反党定性，批斗升级；犯错误的同志不单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问题。这天各小组都传达了毛泽东的几句话，我的记录本上是这样记的：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只有这样几句，各种传闻就复杂多了。
7月23日夜，我们三人到黄克诚住处这件事，被传播开来，传到了毛泽东耳中。我担忧的人家会怀疑是“小组织活动”，竟然真的出现了。黄克诚和彭德怀又是住在一起的。人们自然疑心：你们听了讲话后，晚上还聚到一起，究竟要干什么？
26日印发的作为7月23日讲话的续篇，《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即对李云仲信的批示）有的放矢，说得极为清楚：
“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评论》号召那些“得失相当”论的中间派，不要再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评论》最后说：“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
关键就在“右倾活动”、“猖狂进攻”8个字；谁还敢“摇摆”呢？谁还敢当“中间”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