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
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600万吨（按：1958年6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1959年钢铁指标为600万吨，引起全国1959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1958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这个讲话，对我们这些“动摇分于”，“离右派30公里”的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闷头一棒。散会后，我们离开小会场不远，回头看见彭德怀挡着毛泽东在说话。（后来知道，是彭德怀申明，这封信只是供主席个人参考的，没有准备印发给大家。）
我们四个人：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和我，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都是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讲话，怀念田家英文中，我记下了这一情景：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大概是小天池），大家停下来，还是没有人吱声。
亭中有一块天然大石，上刻明人王阳明诗句：
昨夜月明山顶宿，隐隐雷声翻山谷。
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
刻诗者是否预知我们要到这个亭子来？诗意跟我们此时心境有某种暗合。（此诗是不久前偶然碰到的，在秦城做诗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当年是背得的。）在亭中，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沉吟，大家仍无言相对。见到亭中几个石柱无一联刻，有人提议，写一副对联吧，我拣起地下烧焦的松枝，还没有想好联句时，家英抬手写了这一首有名的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在心头。
写完了，四个人依旧默默无语，沿着原路，各自回到住处。我的《庐山吟》第五首，回忆了这一凄凉时刻：
信步无言山路旁，大江天际去茫茫。
明诗刻石已难记，亭柱书联却未忘。
中午饭吃不进去。下午就开小组会，讨论毛泽东讲话。晚饭后，千不该万不该，又到小舟和周惠的住处去了。这当然是由于思想不通，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去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小舟同我一样，比较激动。他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也感到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谈到斯特朗的谈话，她曾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而毛泽东没有答话。感觉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
我认为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这是我这一年多来的接触和个别谈话中，深深感觉到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柯是个手拿大棒，随时准备整人的人）。当然，谭老板放炮不准，但勇于负责，还是很喜欢的。黄克诚这样比较偏于稳重、多看困难的人，就很不喜欢。我又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他特别激动，想三人一起到毛泽东处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好。我认为从讲话来看，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于是小舟要去找黄克诚谈。这时，我倒有个心眼，觉得这样去谈，不就变成“小组织活动”了？会授人以柄。周惠也不想去。但拗不过小舟。他拨通电话，黄克诚不同意我们去。由于小舟的坚持，黄克诚只好说：“你们要来就来吧。”
于是就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二十三夜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