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发言
大概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张闻天对总路线大跃进这一整套做法，就开始怀疑。他对经济问题有过研究，也深感兴趣。在延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之后，1942年二月，他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北神府绥米四县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对农村、城镇进行长达400天的全面调查，收集大量有关经济和社会的材料，自己或指导其他同志共写出很有内容的19篇调查报告，从而更加养成坚持求真知的科学习惯。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工作时，他曾着意研究经济问题。1948年到东北局任常委后，常率领巡视组深入基层，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过多次调查，并用很大精力研究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方针。主持东北城市工作会议时，他为东北局写过《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东北存在的5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该采取的方针路线。
这个《提纲》受到中央重视，其中许多思想被吸收到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到1949年7月这个期间，他还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等问题，向中央和东北局写了四个文件。其中允许新富农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等意见，曾受到过非难，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
1951年后任驻苏大使期间，张闻天十分关注国内经济建设，一直将介绍国外经济情况及经验，作为使馆的首要工作。1952年，他曾给中央写过《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建议书。其中提出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拿来主义”，即国外于我有用的先进东西都拿来；二是“稳步前进”，不要离开中国现有条件去加速工业化，否则就是急性病。
1956年反冒进后，张闻天就在驻外使馆谈过，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观主义。他对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是有抵触情绪的。按照他自己后来写的“检讨”说：八大二次会议后，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始也是拥护的地兴奋过。但看到一些缺点。错误后，就发生了动摇，以至怀疑总路线，即对毛主席这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法是否行得通，有了怀疑。外交部机关炼钢，由于没有原料，他就下令停止。据张闻天的秘书萧扬回忆：“外交部党委开会时，有时也会谈起国内形势，与会者对当时‘左’的错误都很不满，陈毅对浮夸风、‘共产风’等批评得尤其尖锐。”（《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张闻天同志》）1959年3月在两广参观时，张闻天作了很多调查，注意到劳动力的紧张，许多小高炉并未点火，粮食与副食紧张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在庐山会议前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再陈述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尤其认为宣传中要承认缺点和错误，说我国的国际威信已经受到影响。发言时被人顶了回去。他同彭德怀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以及各自在东欧访问碰面时，都有交谈，观点比较一致，他是赞成彭德怀写信的。
会议前期，他还找计委和财贸部门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也找周小舟谈过，同样感到会议不能畅所欲言，谈缺点还有压力。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确是为党为国忧心忡忡的。他过去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对“左”的东西自然特别敏感。他有经济理论修养，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对苏联建设的经验也比较了解。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自然感到有责任向中央阐明自己的看法。
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之后，我们几个人在田家英住处聚谈的那次，正谈到信的内容时，张闻天进来了，同我们一起议论起来。记得我还开过一个玩笑，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持悲观论调，自称为“低调俱乐部”。）所幸者，这个如追究其出典就不得了的玩笑，在后来批斗高潮时，未揭发坦白出来。胡乔木马上接着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这个细节可以说明我们之间谈话的倾向。这是在庐山会议时，我同张闻天主要的一次接触，因为我们没有编在一个小组。
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是7月21日在第二组作的（组长是柯庆施），距离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只有两天。这时对彭德怀的信的非难已经很多，说这封信的矛头主要是“针对着毛主席”的种种吓人说法，都已传开，形势比较紧张。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早晨，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打电话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