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山开会的人，主要是计委和工交各部的负责人，同乘一专列，于7月1日下午7时到武汉，随即乘船到九江。车上李富春召集工交各部负责人开了一个短会，研究1960年计划方针。我在发言中谈到，去年的教训在于没有了综合平衡或有了也不起作用，“万马奔腾”都是脱缰野马。经济活动本身有其规律，不论怎样“跃进”，也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制约。我还转告了同在车上的胡乔木的有关谈论。胡乔木也谈到对综合平衡、经济规律的意见：如天体运动，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动，有其轨道，不能失去平衡。火车、汽车运行也有车道，规律亦如车道，车子如不按车道走，就要出事故，特别是火车，一出轨就要造成大事故。
我同胡乔木认识较早。1939年夏，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我当时在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兼省青委书记；冯文彬、胡乔木代表中央青委从延安来到重庆。开完会后，胡乔木到湖南检查青年工作，我随即调离湖南撤退到延安，我们一直同行。到延安后，他将我留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
吴冷西是我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有文章寄到报社，必经我手（我管评论），于是成为文字之交。在专列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也同吴冷西有过一次闲谈。吴说，不久前在毛主席处谈话，主席这样谈到：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心情5月后才开始好转。吴说，主席还谈到政治家与书生问题：书生多端寡要，抓不住时机，不能当机立断。1957年反右时，抓住卢郁文讲的话，写了《这是为什么？》，使形势急转。这使我想起田家英1958年同我的一次闲谈，谈到他有次和谭震林一起在主席处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主席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因此在火车上，我们四人的交谈中有一共同观点：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应当如何来转弯了。
在“江新”轮船上，遇到陶铸，他请我们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还是乐观的。
经过4月上海会议，“以钢为纲”的问题也大都暴露。农业和工业两方面，因大跃进造成的后果都很严重。两次郑州会议之后，农村“五风”等问题已开始有所纠正，但对形势的总估计，从毛泽东起，一般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顶多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这时有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甚至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湖北、甘肃、云南等省都比较严重，广东边境县已有到湖南抢粮的。
神仙会
研究党史的人，一般以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庐山会议分成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各半个月）：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信印发，为真正的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从纠“左”与反右的对立交锋，突然转到大反右倾；8月1日前为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大批彭黄张周，最后全会通过保卫党的总路线和关于反党集团的错误两个决议，为反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为什么叫做神仙会？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就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经历来说，除开江西和长征，恐怕是遇到了抗战时国民党封锁边区不发军饷后，从未遇到过的困难；也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从来未有过的紧张。大家已不断检讨，顶风迎浪苦斗了大半年。一般认为，许多问题在解决中，形势已开始好转，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解脱，可以让大家来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安排好今后工作，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夏天到庐山开会，可以避暑，远离尘嚣，精神都放松一下，过一阵较闲适的生活。庐山天下名山，富历史古迹，多神仙故事，权且都来当当“神仙”吧。
我是第一次登庐山。7月4日寄出的家信中写道：“1日下午7点半开船。甲板上啖荔枝，谈形势，早稻丰收在望，人们心情倒还舒畅，江风甚凉，留连甲板，12点后始入睡。2日天亮之后，庐山在望。九江曾是口岸，立过租界，岸上仓库颇密，昔日繁华当远胜长沙。一路车队爬上牯岭，共24公里，登1100余米，转400个弯道。云雾满山林，不识真面目。当年蒋介石仆仆此道，乘四人抬滑杆，一条公路也修不成。这次中央来开会，当地主人紧张动员，尽力招待。北京部长们多住在原来一所疗养院，其他散居山崖诸楼台，不辨方向。案头有《注意事项》，诸如加衣盖被之类，并云：此间空气清新，使呼吸加深，胸阔肌肉加强，血液循环增进，红血球增多，氧化作用良好，食欲增加，发汗咳嗽减少，等等。窗外满岭松杉，烟云弥漫，清风习习，时感阵雨欲来。午饭前，看完两本《庐山指南》。午饭吃两碗半，午睡一小时，晚饭照旧，当是‘空气清新’奏效。整理带来文件，阅当地报纸。预报有雨，不敢外游，夜观赣剧《思凡》、《惊梦》、《悟空借扇》，皆主席所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