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吴芝圃发言：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者3600人，坚决清洗。农民的工具、树木、房子等，都算了细账，退赔了。由于得到群众谅解，已有95%的干部连选连任。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由于粮食大调动，比历年春荒吃得好。
人均1斤，巩固食堂，勉强支撑下来。粮食基本供给制。食堂改革炊具，用磨面机。开辩论会后，现在食堂一个未散，90%可巩固下来。多种经营好的，全省有10%发工资，从六七元到十元不等。5%自留地，一半在食堂，一半在私人。农业大胆实验，创造了一些经验。最大变化在水利。去年600万人上山搞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铁厂，算是有了工业。每县有了个机械厂，可造锅驼机。每个公社有个小修配厂，车床多了。铁今年可完成60－70万吨，钢5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事实，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来。错误已作适当检讨，怨气还不是太大。不过，党内外讲话顾虑太大。知识分子有三不讲：报上没登过的不讲；领导没讲过的不讲；同公布数字不合的不讲。这是反右的副作用。河南今后方针：一切为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大集体、小自由要稳定下来，计划要稳定些，年年能增产，浪漫主义变现实主义。吴芝圃讲的精神，同周小舟的显然不同。大家觉得他对河南严重形势太轻描淡写了。实际上在1958年12月河南省委召开的会议上，粮食产量虚报、干部违法乱纪严重等问题，即已发现，尤其密县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
王任重谈了湖北许多实际情况，心情是沉重的。首先对1958年看法：成功与失败都尖锐，取得的宝贵经验，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说，都有长远意义。教训确实沉痛，比1954年大水灾情更困难。今春500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1954年没吃过12两以下。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患浮肿病。早稻下来才能好转。这是全党全民教训，很难过。对所谓胜利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冲昏头脑。粮食只产200多亿斤，却按450亿斤过日子。今年1月还相信有400亿斤（反了浮夸，公社上报仍说有430亿斤）；3月还说有350亿斤；4月再摸，不到300亿斤；上山前由县委书记再摸，230亿斤。1957年是219亿斤。为什么增产不多？大跃进掩盖水旱灾情，500万亩只收几十斤（仍报千斤），有100多万亩早稻失收。去年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小面积样板田，只抓了公路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真不容易，县委书记、劳模当面说假话。假象掩盖了真相，芝麻100斤可说1万斤。大半年冷不下来。
大家老老实实在说假话。（刘少奇插话：不要轻信，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去年一股风，批评右倾保守，插白旗，老在帽子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群众批评：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年底大吃大喝时，老农已提出警告。今年不可乐观，无大灾荒，可增产，但也到不了300亿斤。粮种得多，油料就会少产。努力干，从困难处着想。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有的要一两年才能好转。手工业搞掉了，要恢复。工厂财务混乱，超支5亿。3万吨半成品，所赔的钱谁出？
说大话，吃大亏。纱厂办钢厂，用掉流动资金。各县盲目盖了些工厂，可以改办学校或变成仓库。总之，1958年有丰富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要作充分估计，不要怕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说右倾，我也不怕。人的认识总有局限性，过程是曲线的。脑子发热，很少看到不利；困难时，又少看到有利。过与不及，永远存在。党内有互相埋怨情绪，不利于团结。
7月6、7、8、9日几天，转入讨论食堂问题和农业问题（这是地方最熟悉的问题），以及计划、任务，各省谈今明年和1962年的指标。例如湖南1962年指标较低：按人均计：粮1000斤，猪一头，油6斤；认为粮食指标过高不利，使用劳力过多，会影响其他副业。大家对林业意见很多，认为森林工业局实际是森林商业局，木材在深山搬不出来。河南再三讲开发三门峡以下梯级水库，还要大办水利。
1958、1959年两年，我以工作人员身份（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列席历次中央会议，在小组会上从不发言。鉴于当时形势，7月8日上午，我破例在中南组谈了两点意见。一是“以钢为纲”、“元帅”等口号，不再提为好。
二是，去年怕提综合平衡、怕提按比例发展。1958年一提出“以钢为纲”
的口号，我就不以为然。一次同乔木谈及，他只说，这不过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而已。因这口号不合经济规律，从而对于它引起的工业内部关系问题，他没有我感受得深切。关于“元帅”，他倒有过同感，说：“元帅是可以发号施令的。”这时我特地细读了一遍《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章节，关于综合平衡与比例关系想得比较多。自己管电，电同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有密切关系，是大跃进中最为被动而紧张的环节，电力当时虽被封为“先行官”，却根本无法先行。我在发言中还谈到钢的产量达到1亿吨，美国花了80年，苏联花了40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快一倍，但苏联人口也多些。我们可能比苏联快些，但究竟能快多少？速度要大致画一条线，在某个数字的左右，摆动的幅度要有个限度，即某种波浪式，不能偏离太大，不能打摆子，扭秧歌，尤其要有长期计划。（当时毛泽东不同意定死长期计划，我几次进言无效。）还谈到工业速度由钢来决定合不合理？以什么“为纲”的口号，容易导致简单化，片面化，单打一，滑出界限。综合平衡即相对的稳定性，要瞻前顾后，要看长远一些。关于必须按比例的问题，我提到1958年《红旗》一篇否定比例的文章，似是计委的同志写的。我的这些意见，有的人很不以为然。我发言时，罗瑞卿还打断过我的话，但我还是坚持把意见讲完了。我的记录本上只写了“引起争论”四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