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刘凤钢
受访时间：2014年12月18日
受访人简介：刘凤钢，北京人，出生于1959年，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牧师。1995年8月，因“教案”被劳教教养两年。2003年7月，因“教案”维权遭到逮捕，2004年8月，当局以“非法刺探国家情报”的名义判处其三年监禁，2007年2月刑满释放。2007年12月，刘凤钢再次被逮捕，被判两年监禁，实际服刑两年半。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简单回顾一下您被捕之前的生活经历。
刘凤钢（以下简称—刘）：我参入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当时，我是首都“工自联”的成员，当局镇压之后，“工自联”的主要成员都遭到通缉，而我只是一位普通的纠察队员，因此，并没有纳入到警察的视线之内。
1989年11月19日，我在崇文门教堂正式受洗，归主，成为一名基督徒。后来，教堂的牧师和当局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还带领基督徒去慰问所谓的“戒严部队”。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就是对当局镇压民主运动不满才受洗归主的，所以我离开了教堂。1990年春，一个主内的弟兄给我推荐了一个家庭教会，这样，我就进入了相对独立于政府管辖之外的家庭教会。
从1989年到1995年我第一次被逮捕之前，我一直在从事因政治坐牢的异议人士家属慰问活动，1992年，北京的一些政治活动人士组织了一次“香山踏春”，邀请我们一些基督徒作为宗教界人士参加，但是，警察不允许我们参加，我从家里被带到派出所，这是当局第一次把我的名字列入政治上的“黑名单”。此后，警察到访的次数就开始频繁起来。
对我的监控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总的来说，大概分为四个阶段，四种不同的形式：从1992年到1995年，警察对我采取跟踪、盯梢的方式，用警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宁醒不丢”，时刻睁大眼睛警惕，不麻痹大意。
1997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监视趋向公开化，主要形式是监视居住，每逢“敏感日”，警察就把我控制起来，软禁在宾馆、农家院，有时甚至是洗浴中心。
2007年到中共“十八大”前，采取所谓的“手拉手”方式，秘密警察将我交给地方的派出所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警察和我一块吃、一块住，形影不离，将我的生活纳入到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十八大”以后，对我的监控又有所变化。平时还是采取常规方式，每逢“敏感日”，警察就让我离开北京，由他们支付路费和基本生活费，一天一百块。而在外地，一天一百块钱根本不够花，但只要你离开了北京，警察就不会管你了。如果你因此拒绝离开北京，警察就派人24小时蹲守。
因为和警察打交道比较频繁，有国外的朋友说可以借这样的机会给他们传基督福音，感化他们的内心世界，我确实尝试这样做过，但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警察来说，你是感化不了他们的，警察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他们把这条界限划得很清楚，只对共产党的命令负责，而且，当局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内部人士的迫害往往比对付那些异议人士更为残酷。
2007年，我们教会有一次聚会，派出所有个管片的警察打电话给我，希望去我们教会看一看，还问我穿警服合不合适。我当时不知道他的来意，但是我无法拒绝他的要求，于是，我说基督对穿什么衣服去教会没有什么要求。
这个警察就来到我们的教会，等到我讲道完后，有一个基督徒内部交流的环节，我们教会上访的市民比较多，有位市民就对这位警察说，他有个什么事，本来想采取极端的方式去解决，但听过刘牧师的讲道之后，心里的愤懑得到了缓解。这位警察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看来宗教（基督教）还是有作用的，本来这是一句场面上的话，结果当时的现场被另外一位信众拍下来，配了文字公布在网络上，说警察认为基督教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有作用。
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博讯纷纷跟踪报道了这件事情，美国之音甚至还把采访电话播到了这位警察所在的工作单位。公安局马上介入调查，向我了解当天聚会的情况，调查这个警察。后来，管片的警察被更换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名警察，这位新的管片警察还向我提出请求，希望我不要把我们之间的交往向外界公开。警察自己的恐惧由此可见一斑。
有一次，我询问监控我的秘密警察，问之前那个警察的近况。他们哼了一声，说他的情况你还不清楚啊。我估计先前那位警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自此以后，警察跟我接触都变得小心翼翼，他们意识到跟我们接触对他们自己不安全，指不定在哪里就捅了篓子，哪句话说漏了嘴就会有麻烦，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界限划得很清楚。
马：请谈一谈您第一次被逮捕的情况。
刘：当时我很同情在政治上遭受迫害的异议人士，每年春节，我都会去探望北京的民主人士，国外如果有钱资助这些异议人士或者家属也找我去转交，还有，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受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委托，去通知那些与会的代表，等等。
1995年，我还和朋友一起成立了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并安排我和刘念春负责去民政局登记，与此同时，8月，刘念春又成立了“劳动者保护同盟”，关注工人的生存权利，而时任公安部长的贾春旺有个指示，要汲取苏联解体和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把宗教和工人运动进行分离控制，这样，我们就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警觉。
1995年8月7日，刘念春被抓以后，我去他家了解情况，他妻子给了我一张200美元的支票，还有北美学生给中国大陆民主人士的一封信。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当时天气比较炎热，回家以后，身心很疲惫，躺在地板上就睡着了。
在半睡半醒之间，有人敲门，我姐姐开门，有人问：刘凤钢在家吗？我姐说：在。说话之间，我醒过来了，出来到客厅，看见满屋子的警察，那时的警察仍然着装黄色的警服，秘密警察也不叫“国保”，叫“一处”。警察向我出示了由宣武区公安局长签发的传唤证，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我大声抗议，说我连门都没有出，扰乱什么治安了。警察说：到派出所再说吧。我被他们连拖带扯地带到了派出所，后来，我知道，等我们离开以后，余下的警察顺带抄了我家。
警察把我安置在派出所的电视房，一直看守到凌晨三、四点钟，警察这时已经抄完了我家，“国保”回到了派出所，冲我说：刘凤钢，你又给我们惹事了。说话的同时拿出一份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的声明，让我解释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们能不能说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力安排情况？他一怔，没有反应过来，我接着说：这是你们警方的内部事务，你们不会告诉我，而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的声明是我们教会的内部事务，我同样也没有义务告诉你们。
沉默过后，他宣布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对我进行拘留，我抗议，说你们凭什么抓我？他回复这个问题到时候再说。这是警方办案的规矩，一般都是先抓人，把人控制在手里，然后再找定罪的证据。宣布完之后，他就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另外一个“国保”则在屋里来回走动，看守我。
后来我说：你们直接把我送看守所去吧。这个“国保”说：这个时候进看守所人家都没起来，你不挨揍？他的意思现在去看守所把别人吵醒了。我火气上来了，说：我在看守所挨一次打，就算作是你们警察授意的，我进的是公安局，不是土匪窝。之后，这个警察也不再说话了。
天亮之后，他们把我送到了宣武区拘留所。在拘留所，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狱警问我：犯什么事进来的？我调侃他，说：为你们的事进来的。他有些奇怪，关他什么事？我说：你们这些退了休的老人拿不到退休金，我为你们呼吁了一下，这不就被送进来了。他一听，似乎明白了，说：你这属于煽动行为。
马：请谈一谈您在看守所的生活经历。
刘：我先是被送到拘留所，当时安置在拘留所的5通道9号监室，监室的面积不大，大概关押了23、24个人，我进去时，在押人正在坐板，盘着腿，手平放在膝盖上，脸冲着墙，有人站在门口值班，屋内鸦雀无声，一片死寂。
进去之后，我作了一个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的，基督徒，替老百姓说了几句公道话，吃了官司，请多关照。话音还没落下，躺在板上的牢头就冲我大吼：去你妈的瞎唠叨什么，坐那！手一指，命令我坐到板上最末的一个位置。
在进拘留所之前，我还要求回家一趟拿一些洗漱的日常用品，“国保”说过几天给我送来，让我先呆着，因此，我进拘留所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没有东西要整理，于是，我就按着牢头的安排，坐那个位置。
当时的天气非常炎热，监室时人又拥挤，而我的心情又不好，因此，一连三天我都吃不下饭。拘留所给在押人发的窝窝头，每顿两个，而牢头只给那些外地人发一个，剩下的那个被撕碎，用来刷碗，然后，冲到马桶里，其实是欺负外地人，我就自己的窝窝头给那些外地人吃。
因为人太多，所以新来的人都只能睡地板，但我获得了某种“优待”。有一个河南的外地人，外号叫“皮袋”，在公园扒树皮，这种树皮可以入药，被抓。他在地板上睡了半年，刚好在我进去的前一天有人出去了，板上空出来一个位置，轮到他睡板上。结果，只睡了一个晚上，我进去了，牢头对他说：“皮袋”，下去，睡地板，让“教主”上来睡。于是，他又老老实实地回到地板上睡，把铺板上的位置让给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给我起了个“教主”的代号。
当时，哪怕是睡铺炕，也是非常拥挤的，整个板有一半是牢头占着，一个学习号，两个打手，他们仨占着三个褥子宽的位置，其他在押人不能占用他们的位置，只能睡“立板”，根本没有平躺的空间，所以，即使是获得了“优待”，其实也只是得到一个睡“立板”的机会。而睡地板更挤，在板和墙壁之间，有一条狭窄的过道，其他人睡不下的人就睡在这条过道上，像沙丁鱼一样排着，一排睡四个人，睡不下，就把人往人缝中间往里踩，有的确实睡不下，就穿着黄马甲站着值班，2个小时轮一次班，当然，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监室里最底层的人，叫“鼠辈”。
在拘留所，各种各样的在押人都有，很多都呆了几个月，甚至关押了几年，只要被送进来的人，不管是收容审查、劳教、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的人，都混合关押在一起。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厕所的情景，监室里有个马桶，人们如果小便就在监室里，但大便则必须到监室外头，在每条通道的尽头，有个公用厕所，厕所大概有五、六个坑，整个通道的人都到这里来大便，等到上厕所的时间，狱警就站在通道的这边看着，由劳动号打开牢门，20多个人一哄而上，等到人进去之后，劳动号就站在厕所门外面喊：蹲、擦、起——。就这么短的时间，在押人就要完成一次大便的机会。因为警察在八点半上班，而在警察上班之前，所有人都要把洗漱、放茅、早餐等这些生活琐事完成，等着警察提审。因为整个通道有那么多间监室，因此，留给每个监室上厕所的时间很短，而每个监室又关押了那么多人，因此，轮到每个人头上的如厕时间就更短了，基本上，每个监室只有牢头真正有时间拉出屎来，因为他可以第一个进去，占用一个茅坑，最后一个出来，而其他人根本没有时间拉屎。
拉不出屎，怎么办？在监室里，如果谁要是便急，就报告牢头，如果牢头同意，可以拉在监室的马桶里，这些人必须是跟牢头关系好的，在监室里呆的时间长的，牢头会给分面子，就可以“蹲桶”。但一般的在押人牢头是不会同意的，因此，有人就直接把屎拉在裤裆里。
在此期间，看守所的“管教”找了谈过一次话，对我说：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你就收容审查一个月，没多长时间就出去了。他让我不要和其他人说话，特别是不要谈政治上的事情。
三天之后，“国保”进行了第一次提审，来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先发话：刘凤钢，怎么样，考虑清楚没有。我没有说话，他见我不搭理他，就自顾自的接着往下说：好，不跟我说，你就跟××说吧。说完，他就出去了，另一个警察接上话茬，说：刘凤钢，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嘛，说完了早点回去，这里也不是什么好呆的地方。我还是继续沉默着。
过了一会，先前那个警察又进来了，见状，说：怎么样，刘凤钢还是不说，那我把你交给看守所了，他们可不像我们这样对你客客气气的。他说到这里，一股无名之火从我心头涌上来，我大声冲他们说：随你们便，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人看，我什么时间说。他们都一怔，说：刘凤钢，我们什么时候不把你当人看了。我说：我要回家拿东西，你们说过几天给我送过来，你们送了吗？这里面要什么没什么，这是人过的生活吗？一个警察接上我的话，说：别人可以过，你怎么就不能过，把你关马棚了，还是关牛棚了？另外一个警察则在一旁打圆场，说：走走走，给刘凤钢买东西去。
这就是第一次审讯的过程，接着，他们给我买了一大堆生活用品，并把我从拘留所调到了里面的看守所。看守所的条件比拘留所稍微好一点，比如，上厕所不用去监室外头了，监室有便池，还有水管，我所在的监室一共只有11个人，甚至还可以平躺着睡觉。
在这间监室呆了一个月，本来说对我是“收容审查”一个月，结果一个月过后，他们没有释放我，也没有再审讯我，就好像警察自那次审讯之后就把我给遗忘了，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回事情。
于是，我开始绝食抗议，值班的狱警对我说：该吃饭吃饭，我向上面说说。
绝食的第二天，牢头把我的情况向一个狱警头目汇报，这个小头目对我说：共产党有一味药包治百病，你知道什么药？不等我说话，他接着往下说：叫“概不论秧子”（北京土话，“不信邪”的意思），什么美国之音，什么法国电台，都他妈扯淡，该吃饭吃饭。
第三天，我中午昏倒了一次。第四天，管室的狱警头目在监室巡班，还是劝我说：你一来我们就和你说过了，我们是按票收人，你如果真有冤，到时出去之后可以去告他们，你先得把身体养好，该吃饭吃饭。到了晚上，狱警让牢头端进来两盆面条，上面还有鸡蛋，牢头说：“教主”，这可不是给你送的，因为这几天你绝食，大伙看着你，都累了，这是看守所慰劳大家的。接着，他凑到我跟前，说：不过，你可以偷偷地吃点儿，不让他们知道。我还是没有吃。
一直持续到第六天，我才应了他们的劝说，喝了一点白糖水，刚一入喉，就好像久旱逢甘雨，浑身都舒服。第七天，看守所的所长来了，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整个看守所的人都害怕他，躲着他，他让劳动号和牢头架着我，从监室架到“管教室”，把我放到一条木凳子上，他先是和我了一通大道理，说我的行为属不属于特务行为他不知道，不过中国人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不要到外国去说，并告诉我，他会向“国保”通报我的情况，叫我该吃饭吃饭。这是看守所给我的正式回应。
晚上，我洗了一个热水澡，在看守所，洗一个热水澡是非常不容易的。狱警还让劳动号送来一大盆面条，过了不久，狱警过来问牢头：吃没吃？牢头回答他：正在喝面汤。因为这么多天没吃东西，牢头担心我吃面条会噎着，就先喝汤，暖一下胃。狱警又问：鸡蛋吃没吃？我和牢头都齐齐一怔，因为面条里面没有鸡蛋，牢头说：没有鸡蛋。狱警一惊，赶紧叫那个端面条的劳动号，问他鸡蛋去哪儿了。劳动号吱吱歪歪答不上来，他把鸡蛋给偷吃了。后来，狱警对这个偷吃鸡蛋的劳动号动用了电刑。之所以说到这个细节，是说明看守所在押人生活条件的艰难程度，人处于饥饿困苦之中，是什么险都会冒的，无关理性和规则。
到了第八天上午，我被抬到预审室的墙角，那里已经坐满了看守所的狱警，都是“国保”请来给他壮声势的。不久，这些狱警都一个接一个离开了，谈到最后，只剩下我和那个“国保”。后来，他宣布了对我进行“劳动教养”两年的处罚决定。
1995年11月，我被送到“团河”严管队，这里相当于监狱的遣送处，所有的劳教人员都要去这个地方中转，在这里等待分配劳教地点。
1995年夏天，有一个因政治原因被送进来的劳教人员，被煽动逃跑，结果被加了一年的劳教期。根据劳教制度的规定，劳教期限最高为三年，最多可以延长一年，当时，北京有秘密指示，要求劳教所能多留这些政治犯一年算一年，尽量把劳教期限用足。于是，警察就开始算计这些政治犯，暗地里指使猪场的劳教人员去鼓动这些政治犯逃跑。刚开始，这个人找到一位知名的政治犯，但是他不相信有成功的机会，拒绝了这个诱惑。接着，这个人才找到他，鼓动他逃跑，结果他答应了。
为了取得这些政治犯的信任，劳教所方面还制订了周密的逃跑计划，由这个人从中队搬来梯子，藏匿在猪场高墙下的草丛中，在指定的日子，猪场的人报告警察，说猪跑了，让这个政治犯帮忙去抓，然后，由这个政治犯自行搬起梯子，越墙逃跑。等到了计划实施的那天，警察都凑到屋子里搓麻将，给人形成一种防范松懈的错觉，实际上，农场外头的农场职工、家属事先拿着绳子埋伏在劳教所外的草丛中，东北的草丛有一米多高，人藏匿在里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到他爬上梯子往外跳时，劳教所的教导员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他朝天鸣了两枪，结果，这个政治犯被埋伏在农场外头的农场家属、职工逮个正着。
不久，风声就出来了，原来，是劳教所的警察指使猪场的人干的，后来，他因此被加了一年劳教期，而那个鼓动他逃跑的猪场劳教人员则被减了半年劳教期。这位政治犯劳教期满之后，还不断地投诉双河农场的构陷行为。
其实真正要逃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没有被警察发现，哪怕是你幸运地跳墙成功，这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成功了，因为在劳教所，所有的劳教对象都时刻处于警察的视线之内，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有人失踪了，而双河农场地处平坦之地，视野相当开阔，有时你跑出去一两个小时，警察只要用望远镜一搜，就能知道你的准确位置。还有，农场周围都有民兵，如果被他们发现，一看就知道你是从农场跑出来的，立刻就会抓住你送回来。另外，农场周围都是大片沼泽地，因为不熟悉地理环境，很容易在沼泽地里迷失方向。到了冬天，要想逃跑就更困难了，因为天气寒冷，人不可能在野外过夜，用不着警察搜寻，人就直接冻死在沼泽地里了。有一个劳教人员，叫张治文，他和我同在一个“宿舍”，也是个几进宫的人，他曾经在1980年代被“劳教”时逃跑过一次，结果成功跑出去以后，又跑回来，“砰砰砰砰”，捶劳教所的铁门，叫“开门”，警察不开门，还说：日本战犯、满清皇帝（溥仪）都被我们“改造”好了，还怕改造不了你一个张治文？让张治文在劳教所外站着，因为天寒地冻，把他的耳朵都给冻坏了。
因此，双河农场也颇为自鸣得意，号称九年没有发生过越狱事件了。不过，到了1996年，却真正发生了一次逃跑事故，那一次发生在下午四点的放茅时间，放完茅，点名时发现少一个人，姓刘。而那一天正好是双河农场书记的儿子举行婚礼，农场的警察都喝喜酒去了，只留下两个警察，他们要值班，不可能出去追捕逃跑者。消息传到书记的耳朵里，他吓得脸色都变白了，立刻带着一中队的警察回到劳教所，拿起警械准备去追捕时，才发现电警棍都没有充电，因为平时没有越狱事件，所以劳教所的防范很松懈，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农场马上作出安排，派出几路人，一路去火车站拦截，一路直接上北京，去刘的家里蹲守，更多的警察则是在农场周围搜寻，在农场的咽喉要道处点燃篝火，喊这位逃跑者的名字。按规定，如果在24小时之内找到逃跑者，那么，农场可以在内部消化，但如果超过24小时，就必须要上报到北京，那样的话，值班警察、农场官员就要被追究责任。
因此，那两个值班的警察非常恐惧，把怨气撒在劳教对象身上。当时，他们让我们从“宿舍”出到操场上，并且不允许戴帽子。有一个患病的“学员”最后一个到达，他没有听见警察的命令，还戴着帽子。这两个警察命令他摘掉帽子，他也按照命令摘下了帽子，但警察似乎不解气，当着所有人的面，往这个患病的劳教人员身上和脖子上电，把他狠狠地暴打了一顿。
还有，这个刘姓对象平时和另外两个人走得比较近，他们仨经常一块吃饭，一块劳动，这两个警察认定他们俩肯定知情，想从他们嘴里套出刘的消息，但实际上刘在之前并没有向他们透露半点风声，因此，他们不可能向警察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于是，警察把他们俩也狠狠地暴打一顿，打得够呛。后来，只要北京有官员来检查，农场都要事先把这两个人控制起来，因为他们一直在投诉当天警察对他们的暴行。
实际上，刘跳墙以后，并没有逃跑，他的腿摔断了，就趴在劳教所高墙外面的排水沟里，一个警察队长就在他的匍匐地点附近点燃篝火，但是，并没有发现他。
天亮之前，他艰难地爬到一个连队的职工家里，要他报警，他被送到了派出所。正当农场官员和警察惶恐不安时，接到了总厂的电话，要求他们去接人，回来之后，警察就把他关押在小号里，后来，他的腿被截肢了。
这位刘姓“学员”出来之后，开始在大街上卖报纸，再后来，司法部门从他身上发现了利用价值，于是，就雇用他到各地的监狱去作演讲，去现身说教，去威慑那些试图越狱逃跑的犯人。
还有就是“宿舍”里用水的问题，我所在的“宿舍”有十五、六个人，劳教所每天分配一桶热水，给这些“学员”们喝。但是到了“宿舍”，分配是有规矩的，先给班长打满。当时是用暖瓶打水，一些老的劳教“学员”出去以后，班长就占用他们遗留下的东西，包括暖瓶，班长一个人就有四五个暖瓶，因此，班长一个人就要占用大半桶热水。
等班长打完以后，剩下的再进行分配，又有一个先后顺序，首先是和警察关系好的，也就是送了钱给警察的，接下来再分那些社会闲杂人员，这里还有一个辈份和资历的问题，看谁进劳教所的次数最多，谁就先分，我所在的“宿舍”有三哥、四哥、七哥，也就是三次、四次、七次进劳教所的，当时，双河农场辈份最高的有一个“八哥”，八进八出劳教所，光双河农场就进了三次，有时，上午刚放出去，下午又被抓进来，到了这道关卡，一条总的原则是谁横谁就先分的丛林法则。
等到这些人分配完之后，再轮到最底层的“鼠辈”们来分，基本上就分而无几了，所以整个冬天都只能喝凉水，很难得有一杯热水。
有个吸毒的孩子发高烧，他拿了一个杯子给我，示意我到班长那里给他倒点水喝。我平时和班长关系不错，而他不敢自己去倒水，结果，我在倒水的时候，被门外值班的小头目发现了，他进屋一脚就把我踹倒在地上，大声训斥我：这他妈这水是给你喝的吗？我为自己辩解，说那孩子病了，想要讨点水喝。他并不买账，说去你妈的。当时，正是早上，刚点完名，大家都在“坐板”，而班长在点完名之后，就面冲着墙继续睡觉去了，他被吵醒之后，冲着我俩说：给你们的“面”太大了。因此，即便班长没有时时刻刻盯着，里面的人也不可能因此做点出格的事情，在这里，任何人都没有个人的私人空间。
有个孩子得了痔疮，疼得实在受不了，他也是几进宫的人，和双河农场的警察都很熟了，因此，值班的警察就问他怎么了，清楚情况后，这个警察就让他去锅炉房打盆热水。就这一盆热水，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警察只要对某个人稍微客气一点，都会把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感激涕零。有个新调来的警察，他的姑姑是个基督徒，他从小在姑姑家长大，因此，他对我有一种无形的好感，有一次劳动的时候，他趁周围没人，偷偷塞给我一条黄瓜，还特意嘱咐我快点吃，就这样一件小事情，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我在宣武区看守所时，还当了一回义务的“律师”。当时，外地人是吃不饱的，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在看守所，每个星期的周二、周五晚上都发馒头，但牢头只给那些外地人发一个，剩下一个留给自己，第二天，牢头就可以吃馒头，不用啃窝窝头。
有一个外地孩子，他的外号叫“武警”，在被送进来之前是个小武警，在军地两用人才培训时，他在地方学习修摩托车技术时偷了东西，被送进来。他在一天夜里偷吃了这些馒头，结果被值班的发现了，当即报告给了牢头，因为夜深人静，打人会整个看守所都听见，因此，牢头就罚这个小孩站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起床后他还站在那里，有人就提醒他，赶快找律师。像这样的偷盗行为会面临严重的内部惩罚，最起码一顿暴打是免不了。
因为监室内的人都是些穷凶极恶之徒，很多人都是因抢劫进来的，要么就是些见风使舵、溜须拍马之辈，所以这个小孩请来请去，没人愿意帮他去向牢头求情，最后他带着哭腔找到我，说：大叔，能替我辩护一下吗？我答应了。当时，在这个监室内部，凡是犯了事的人都须经过正式的“审判”才能给予处罚。
吃完早餐，就开始进行“审判”，整个过程和法院的审判是一模一样的，有法官，由牢头自己担任，有检察官，由牢头的亲信担任，有证人，由值班的人担任，有被告，即这个小“武警”，辩护律师则是我。
首先，由“法官”宣布“开庭”，并宣读了法庭纪律，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大声吵闹，等等，随后，他宣布就×××偷吃馒头一案进行开庭审判。“检察官”按“法律程序”念完“起诉书”，要求给予50军棍的杖刑，我出面为这个小孩辩护，说他还是个小孩，他本来分了两个馒头但只吃了一个，因为饥饿才拿回自己的那一个馒头，而且认罪态度好，云云。最后，“法官”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由50军棍改判为5鞋底子。
负责执行刑罚的是一个代号为“五哥”的人，他因抢劫赌场被送进来，他打人非常专业，我都没有看清楚他的手是怎样举起来的，“啪”的一声鞋底子就落到了小孩的屁股上，血随即就溅出来了，5鞋底子打完之后，这个小孩一个星期都没有落过坐，一直是站着。
如果是“军棍”，那就更厉害了。所谓的“军棍”，就是把牛皮纸和胶合在一起，滚成一根圆柱形的棍子，它比木棒更有韧性，别说是50军棍，哪怕是5军棍，也足以让人折手断腿。
在监室里，牢头打人的事情狱警一般是不管的，相反，如果狱警正好值班时撞上，最多只会问一句：怎么，在开会哪，小点声。开会就是打人的隐喻。然后，狱警顺手会把牢门关上，宣武区看守所的监室有两道门，白天，里面那扇铁栅栏门是锁上的，而外面的木门则是打开的。只要有打人现象，狱警就会把外面的木门也关上，不让声音传出来。
1995年，我刚被抓进来那会，还在拘留所时，有一个姓刘的小伙子，他的体态很健壮，但智力可能有些问题，是个河南人。他在居民区偷衣服、鞋袜被抓进来。当时，在“坐板”时他冲墙坐在地板的第一排，最靠近马桶的位置，马桶旁边是个洗手池。所有撒完尿的人经过他那里时都会敲他两下后脑勺，敲到后脑勺后，他的前额就会撞到墙上，这叫“给点枣”。
平时，监室里的人就拿他开心，找乐子，比如，让他把手贴在墙壁上，然后用脚去踩踏他的手；或者，拿打火机烧他的腋毛，当时牢头有个打火机，是狱警给他抽烟用的；或者用绳子勒他的肚子，这种绳子是用布搓成的，非常结实，一边站一个人，往相反的方向拉；有时把他的双手平放在床沿上，用鞋底子拍打他的手掌，等等。
有一个武警复员之后开了一家餐馆，因为容留卖淫被抓进来，被羁押在我们的监室里。他之前就是宣武区看守所的值班武警，打人很专业，有时在这个小孩的肚子上打两记闷拳，这个小孩出不了气，处于窒息状态，趁他还没有恢复元气之前，又命令他在原地跳高，这样捉弄他。
“皮袋”也打他，我就对“皮袋”说：别人打他是别人的事，但你是他的老乡，都是河南人，你别打。“皮袋”说：嗨，在里面烦得慌，解气。
之后，我转到了后院的看守所，没过几天，从先前的拘留所又转过来一个东北人，他告诉我，我离开之后，这个小孩因为不堪忍受虐待，一天夜里，爬上窗户，试图越狱逃跑。实际上，窗户上有坚固的铁栏杆，还有铁丝网，怎么可能跑掉呢？所以，他不但没有跑掉，还被值班的发现了，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狱警。当时就是一顿暴打，天亮之后，他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在拘留所的通道里“游筒”。
后来，这个小孩被调到看守所来，距离我所在的监室不远，隔一个号，我经常听到他被挨打的哭声，有时，我被提审时还看见他戴着手铐和脚镣坐在那个监室的角落里。
进入10月后，天气渐渐凉下来，监室里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帮他，他没有衣服，刚进来的时候他是光着膀子，到了10月份，还是光着膀子。后来，他病了，大便失禁，等到他拉了稀之后，因为臭味难闻，监室的人就揍他。不久，我听到劳动号对我们监室的牢头讲，说“老二”被抬出来了，有人在他身边扔了两个窝窝头，但他已经吃不下去了。“老二”是这个小孩的代号。
第二天，人就死了，由劳动号陪着小孩一块去医院做的身体检查。劳动号回来后说，这个小孩的身体布满伤痕，脑袋上全是“电报印”，拿杯子敲脑袋形成的血印痕。还有，他的肋骨断了好几根。
这个小孩从逃跑到他的死亡大概只有半个月时间，后来，看守所给他买了一套蓝迪卡的新衣服穿上，他的哥哥从河南老家赶来了，看守所打发了他哥哥六百块钱，一条人命就这样草草了结了。
不久，看守所又出了一桩人命事故，有一个小孩，姓杨，因为吃了看守所小卖部卖出的过期变质牛肉，结果中毒身亡，因为他的舅舅是个警察，因而获赔了十多万块钱，相对而言，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结果了，从这两条人命及其处理也可以看出看守所对人的生命的态度。
马：请谈一谈您第二次被逮捕的经过。
刘：2003年7月25日，我接到美国宗教迫害报告委员会的一个电话，说浙江萧山正在拆教堂，他们无法联系上萧山当地的基督徒，希望我替他们去了解一下情况。我去了趟浙江萧山，拍了一些照片，并记录了基督徒受逼迫的详细情况，把这些资料发给了美国宗教迫害报告委员会。
到了10月份，萧山的基督徒又给我打来电话，说当地政府又开始逼迫他们，希望我再去调查。后来，我去了，当时我住在一家宾馆里，约他们在下午五点见面。
当天下午三点，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当地的基督徒，把门打开，原来是宾馆的服务员，她说要打扫卫生，结果把房间的窗帘拉开就走了，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到了四点多，又有人敲门，我以为约的人来了，又把门打开，结果进来一个穿黑毛衣的女人，她进来以后问我要不要做“按摩”，我说不要。
话音还没有落下，门又响了，我心想，这下糟了，我约的人来了，如果让他们看到这般景象，怎么解释？我硬着头皮把门打开，结果闯进来一大批警察，进来就把我扑倒在床上，将我死死地摁住，我高喊：法西斯暴徒们，我要向全世界控告你们。
紧接着，他们把我从床上拎起来，把我的脸紧紧贴在墙壁上，一个警察从我上衣口袋里搜出一打名片，还有录音笔。随即，把我从七楼一直押到一楼，把我塞进一辆警车后备箱的铁笼子，这个铁笼子是专门用来关警犬的。
警察一路把我带到萧山高唐派出所，进去以后，让我坐在传达室，由那些协警看押着，当时也不过下午五、六点钟的样子。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个便衣让我上楼，对我说：对不起，我们弄错了，你走吧。结果在检查行李时，这个便衣从我的行李里发现了一本《圣经》。他拿着《圣经》问我：这是什么，你信法轮功？我说我不信，我信仰基督教。他说：这你就别走了，等上面的人来了再说，甭管什么教，我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便衣是萧山区当地秘密警察的一个小头目，这是他们故意找理由延长扣押时间的一种手段。
不过，当时我心里并不感到有多恐惧，心想没偷没抢，也没有什么把柄落在警察手上。吃过晚饭，又过了一会，萧山国保来了两个人，穿便衣的那个是教导员，他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想给我一个下马威。一进门，就训斥我，命令我把腿放下去，当时我翘着二郎腿，我没有搭理他。“把腿放下去。”他抬高了声调，“我不放下去！”我开口了。他冲过来，双手抓起了我的衣领，把我提起来，我高声大喊：你干什么，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这时，那个穿警服的国保队长终于说话了，他对那个教导员说：算了，算了。他放下我，我又把腿抬起来，这个队长出来打圆场，说这是他的习惯，习惯。我的眼睛始终盯着那个教导员，他问我名片的问题，我说不告诉你。
一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我又被送回到传达室，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要求到置留室，因为置留室比传达室宽敞，可以躺着睡觉。到了凌晨十二点左右，送进来一个小伙子，他因为偷汽车电瓶，被发现，跳到河里想跑，结果从河里被捞上来。他进来时，浑身湿漉漉的，冻得直打哆嗦，警察也不避讳，当着我的面就用警棍电他。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那个国保教导员带着一个助手又来了，冲我招手，把我弄到一间办公室。还是那教导员，用眼睛死死地盯住我，也不说话，这样沉默了好一会，他开始问：你为哪个外国机构办事？突然之间他提高了嗓门，大声吼：他们用多少钱收买你？我们也可以用钱收买你，你开个价吧。我说：你们出不起这个价钱，我是用耶稣的宝血买来的，是无价的，耶稣为我而死，你们能为我死吗？他们一下就不说话了，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他见我不说话，又说：你要不说，我们换个地方说，现在还给你说话的机会，到时候就不是这么说话了。
接着，他拿起我的行李就往外走，我跟着他，他回过头来，说：干嘛，跟着我干嘛，你要不让我走你就说啊。又回来，把我的行李放下，重新坐下，闭上了眼睛。我也坐着，闭上眼睛，他睁开眼一看，见我在睡觉，火了，冲过来，扯着我的衣领往墙上撞了好几下，我大声抗议，引来了派出所的警察，他们都过来看热闹。这个教导员见状，又把我放下，假装给我整理衣服，说：没事！没事！
他们就和我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拿我寻开心，一直僵持到下午四点多，都没有吃饭，我对这个教导员说：传唤的时间是二十四个小时，一到五点，我就会往外冲。他说别着急，我算了一下，昨天是五点半，我们还有时间。
不久，又拿起我的行李往外走，这一次，他是真的走了，把我带上一辆警车，上了车，他又跟我东聊西侃，边说边指，车开到一处地方，他对我说：这个地方你应该不陌生吧。我一看，蓝天宾馆。
我当然记得，上次来萧山我曾经在这里拍过照片，他们把我押到蓝天宾馆的后院，那里有一幢楼，叫“得月楼”，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浙江省纪委关押双规人员的地方。
他们把门一打开，满屋子的警察在里面等着，不下十多个，先前那个国保队长出现了，他对我说：刘凤钢，今天你就住这，我们这些人都不是吃干饭的。
接着，他拿出一张监视居住的表让我签字，上面拟的理由是说我非法接受采访。可能是那些名片里有美联社等国外记者的资料，他们一时还拿不出真正的罪名来拘捕我，所以暂时给我定个监视居住，控制我的人身自由。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这段监视居住的时间里，专门去了趟北京，查抄了我家。
我被监视居住了一个月零一天，不过，吃得挺好，警察拿来菜谱让我点菜，我拒绝点，他们就干脆自己点，专门挑那些最好、最贵的菜，他们也是沾了我的一点光，平时可能没有这样的由头任意点菜。
当时是三班人马轮流看守我，每班三个人，一天三班，使我特别愤怒的是，无论哪一班看守，都要打开房间的电视，一天24小时没有歇停，我无法睡觉。而他们也不能把门锁上了事，因为我属于监视居住，如果他们锁上门，就变成非法拘禁了，于是，一个人堵着门，另外两个人就一左一右躺在我两边，真够荒唐的。
第一次审讯安排在后半夜，深夜对我进行疲劳审讯，当时是由杭州市的秘密警察，萧山区的秘密警察联合对我审讯，他们第一句话就让我一惊，他们说：刘凤钢，你把美国宗教迫害报告委员会委托你的事情说一下。我知道他们偷听了我录音笔里的内容，录音里有我的自我介绍，他们都知道了，于是，我就把情况如实地说了一遍。
半个月之后，他们再次审我，这一次，他们说我写的文章已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问我是谁发表的？我随意一说，哟，可能是住在我家里的朋友发表的。结果，就这么一句话，把那位朋友给坑了，他被判了两年监禁。实际上，那位朋友和这些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也许是警察故意设套套我的话，我当时并没有想这么多。
审讯期间，最大的麻烦是他们采取车轮战法，根本不让人休息，睡觉，给人形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一开始，他们审讯我是在宾馆，后来，他们开车把我拉到看守所，在高墙之内进行审讯，审讯完子再又拉回到宾馆。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北京市公安局一手在操纵，有一次，我发现来自北京的警察，他被我看见了，于是就索性走到前台，对我说：刘凤钢，现在谁也救不了你，只有你自己能救自己。向我说了好些莫名其妙的话。
不过，这么多事情以来，我发现自己只要一进公安局，心里就很踏实，平静，在外面，有自由的时候偶尔还会担心警察会找麻烦，一旦进来了，反而没有这层心理包袱了。
还有一次，在看守所审讯，依然是那个耀武扬威的教导员，死死地盯着我，突然问：三哥是谁？我一听，没搭理他，但我知道我的电话被窃听了，因为我只在一次电话中提到过这个名字。也就在这一次，他们没有再把我拉回到蓝天宾馆，而是把我直接送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然后又送回了萧山区看守所。
马：请谈一谈你在浙江萧山看守所的生活经历。
刘：一进看守所，开始就是搜身、剃光头。看守所的院里有两个露天的笼子，所有进出院子的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新送进来的人就关在这个笼子里，脱光，接受身体检查，男人没有任何遮挡，而女人则是在笼子周围象征性的围上一块灰布，实际上，这块灰布根本无法遮挡住他人的视线。对我来说，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脱光，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当时还有女警察进进出出的，或许是这样的场面她们见多了，习惯了，也就麻木了，也不脸红，也不回避。当时，天气很冷，我没有衣服，皮鞋也被他们拿走了。
等剃光头，看守所就发一块毛巾，半块肥皂，一条内裤，抱着自己的衣服，光着屁股，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进监室。当时我进去得晚，没有吃晚饭，进到监室之后，里面的牢头让我脸冲着墙壁，站到晚上九点睡觉的时间，这是新人进号的规矩。
到看守所的第二天，学背报告词，比如，“报告警官，在押人×××因××××，要求出监，请指示。”“去！”“是！”，这样，打开牢门出去，两手交叉于下腹部，低着头，倒退着走出牢门，到了通道之后，再横跨一步，低头站着，等到狱警把牢门锁好以后，说走再走。在通道尽头的大门上勾着许多副手铐，自己取一幅给自己戴上，再送到审讯室，审讯室里有暗铃，等到审讯完了，预审的警察一按铃，狱警就进来把被审讯者再送回监室。
在看守所，吃饭的时间是由牢头掌握的，他一拍床板，喊一声“收”，不管你有没有吃完，所有人都必须停下来，剩下的都往垃圾桶里倒，而这个时间，基本上是以牢头自己吃完为止。
在萧山区看守所羁押了半年，期间发生了许多故事。
在监狱里面，政治犯一般都属于“严管”对象，不允许向外面写任何只言片语，我没有衣服，皮鞋被没收了，光着脚没有鞋子穿，提审的时候，我也只能穿其他人的拖鞋。那时，恰好司法部管得严，是在押人生活最困难的时期，看守所里不能买东西，所以我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正在我困难之际，萧山当地的教会给我送来了棉被、衣服还有钱，这件事情让我特别感动，这是我到看守所后的第三天。
有一次，当地的基督教徒给我送钱，他们走到看守所门口，却突然把我的名字给忘记了，后来，他们祷告，才想起我的名字。在我离开萧山看守所的时候，账上还有六千多块钱的当地教会的捐资，之后在我被转到杭州看守所之后，我遇见了另外两位和我同案件的朋友，我把外界送来的钱和衣服等物品一块分了。
还有在看守所内部，有很多羞辱在押人的节目，比如，跳“天鹅舞”，拿外地的普通刑事犯人开心，让他们踮着脚尖，脸带微笑，跳芭蕾舞。
比如给新人“发墨镜”，“砰砰”，照准新人的眼眶出两记重拳，他的眼圈立即变黑，这叫“发墨镜”。
还有“划船捕鱼”，让新人坐在炕上，盘着腿，手做摇橹状，边往前划身体边往前挪，看上去是船在水中前进，嘴里还要不停地唱歌：洪湖水，浪打浪——。而那些老号则不断地往炕上扔拖鞋，你必须扑住，这叫“捕鱼”。
让小孩子站街扮妓女，飞凤眼招嫖，这是比较变态的游戏。
还有就是让狱警开车去买羊肉串，花生和毛豆，那些牢头狱霸就围着炕铺吃成一圈。武警也向在押人卖酒，挣些外块，一可乐瓶装酒，50块钱，从监室的墙上他值班的地方用绳子吊下来。
上面这些都是1995年在北京宣武区看守所的生活，而在萧山看守所，警察则是来阴的，比如，把在押人铐在监室挂毛巾的铁管上，一铐就是一个月，在监室墙壁靠近地板的地方，有一根专门挂毛巾的铁管，狱警就把人铐在上面，人只能斜躺着身子，吃喝拉撒睡，狱警不会给你解铐子，并且没人照顾你，如果你要拉屎，从搞卫生的劳动号那里蹭一个塑料袋，用可以活动的那只手脱了裤子，把屎拉在塑料袋里，等到下次劳动号再来清理监室内的垃圾桶，请他帮忙把这包屎带出去。还有，把在押人带到专门的刑讯室，把人呈大字型铐在墙壁上，不给吃不给喝一个礼拜，等等。
我刚进监室时，有个贵州人，留着胡子，模样有点像本·拉登，也是活该他倒霉，有一次偷钱包偷到了警察头上，结果被送进来。他在墙角底下铺了一个方便面包装纸盒，独自一个人生活，后来，我才知道他患有肺病，他在派出所吞服了一个打火机，造成肺部感染。那一天打饭，牢头不给他打饭，等到推车的大妈从通道那头再推车过来，这个贵州人就上前去打饭，大妈埋怨他，为什么推车过去时不打饭？这个人据实说牢头不给他打饭，结果他被牢头打了一顿。
值班的狱警记录下他俩打架的事。第二天，“管教”把牢头叫到风场，对他说你们坐牢都不容易，别对他人太过份。还要牢头给这个贵州人找件衣服。在监室里，经常有人进进出出，有遗弃的衣服，但牢头不发话，谁也不敢轻易拿。
后来，法院判了他三个月。三个月之后，看守所急急忙忙找他的家人，但联系不上，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因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这时已经吃不下东西，看守所在人临死之前给他炖了两回鸡肉。临死的头天，他突然从自己的木板床上起来，蹲在风场的池子上，我还劝他从池子上下来，很容易摔下来。到了晚上，他又向我讨要牛奶喝，后来又喊没有空气，没有空气，当时，有警察在监狱外面值班，我对警察说这个人需要吸氧，但警察没有理会。等到第二天早上点名时，他躺在木板床上一动不动，人已经死了。
后来，狱警在监室里作了笔录，要求大家说看守所和狱警对他是如何如何好，对他的病情如何如何关心，不允许说看守所不给他治病，不允许说他如何受到牢头的虐待，不允许说他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如果有谁说出真话，那么，他在里面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大家都被迫昧着良心去撒谎，在我进去之后，没几天这个贵州人就死了。
2007年，我第三次遭到监禁时，有一狱友还向我提及他曾亲历过的一件事情。在他的一次被羁押期间，看守所监室里有个人经常受欺负，他们的监室有外加工活，他知道狱警经常拿这些外加工货物出去换烟抽，因为他经常受欺负，于是就发牢骚，扬言等他出去之后，要去找那些外加工厂，把这些事情都抖露出去。结果狱警知道了，也害怕，暗示监室的牢头让这个人闭嘴。
第二天早上，牢头起床之后，冲监室的“二哥”打了个哈哈，问：今天吃什么？“二哥”一看监室里的东西，除了方便面，没有别的食物。然后，牢头就说他今天要吃鱼子酱。“二哥”知道老大要整人，问哪儿有卖？牢头说莫斯科有卖。“二哥”就拿起一个书包，挎在这个人的脖子上，说：大哥今天想吃鱼子酱，上莫斯科买去。
于是，这个人就蹲着，做一个骑自行车的模样，一路还按着车铃，就出发了。过了一会，牢头问他到哪儿了，他说到哪里哪里了。“啪”，一鞋底子打过去，“怎么这么快，你骑自行车还是骑摩托车，重新来。”于是，这个人又重新开始，一直从早上“骑”到中午，到了下午两点，才按牢头的要求到达“莫斯科”郊区，最后，这个人实在受不了了，牢头才让他停下来买“鱼子酱”。接着又沿途返回，牢头手里拿了一鞋底子，只要这个人的速度一慢下来，牢头就用鞋底子抽他，这样折腾了他一整天，当时还是冬天，这个人也都浑身被汗水浇透了。
他对牢头说：大哥，热。牢头就扔过来半块肥皂，命令他洗澡，并且必须把这半块肥皂洗完，因为是冰冷的水，洗了一会，他又对牢头说：大哥，冷，受不了了。牢头就冲他骂：他妈的，你到底是热还是冷。一直洗到用完这半块肥皂，洗完后，这个人穿上衣服，牢头让人拿几床被子给他盖上，又安排四五个人死死捂住被子，怕他把被子踢开。没过一会，这个人又在被窝里喊：大哥，又热。牢头冲着被窝骂：去你妈，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忍着。慢慢地，这个人就不再蠕动了，到晚上十点多钟，掀开被子一看，这个人的瞳孔已经放大，于是，牢头把情况报告给狱警，把这个人抬到通道上，等救护车一来，人还没有抬上车，就已经死了。后来被诊断为“急性肺炎”，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病死的，还是窒息而死。
我曾经对监控我的秘密警察谈及过这些事情，触及到看守所和监狱内部的黑暗程度，他们回复我：你管好自己就行了，管这些破事干嘛。大家对里面的黑暗似乎都心知肚明，但都假装视而不见，不愿意去改变些什么，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一天一天烂下去。
在萧山看守所，所有的监室都要劳动，但我所在的监室却不需要干活，而且羁押的人很少，最多的时候也就六七个人，有那么一两个人临时送进来，也是特意安排来擦地板、叠被子干活的。这个监室是专门为关押那些官员们准备的，我进去时，里面有一个前公安局长，这位公安局长属于异地关押，因为介绍行贿被逮捕，还有一个水利局副局长，不过，狱警安排了一个刑事犯人做牢头，他因为骗取出租车租赁公司的车，把车给卖了，于是被送进来。他之所以送到这个监室，还带有另外一个目的，看守所让他充当狱警的线人，追查线索，挖案子。
警察利用牢头来挖案子的现象比较普遍，不光浙江如此，在北京同样如此，新人送进看守所，都要填写“在押人基本情况登记表”，这份表格理应由狱警填写，但是有时狱警就把这份工作交给那些有经验的牢头，让他们以警察的名义填写，警察就利用牢头来审讯在押人，有时，牢头为了讨好狱警，还把从其他人那里抢来的贵重物品，比如衣服，送给狱警。
因此，为了获得犯罪证据，有时也把那些犯事的人临时送到我所在的监室里来，由牢头进行审讯。有一个偷电动车的，牢头问他：偷了几台？这个小偷说：一台。“啪！”一鞋底子拍在脸上，把他的眼睛、嘴巴都打歪了，总共拍了九鞋底子，就审出了九台电动车。并且他还不能瞎说，这些都是要实际核对的，包括作案时间，作案地点，销赃地点，都得一一对上号，才作数，完了，牢头把这些材料交给警察去核实。并且有一点，他还无法翻供，说自己是在刑讯逼供之下信口胡说，因为此时警察都没有介入审讯过程，这样，狱警就立功了。
在审讯的过程中，我还遇到过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发现每次提审时，警察都会往桌下偷偷地瞅，有一次，我趁在审讯笔录上签名的时候，把脖子伸过去往那里一瞅，发现里面有一台微型电视，外面应该还有同步监控的人，专门给这些提审的警察提示下一条审讯内容。
在萧山看守所，我还遇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比如，沈，萧山区水利局副局长，他先我之前被送进来，我进去时对他进行密集式审讯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个人的胆子很小，精神压力非常大，他是监室里的“二板”，而我睡“三板”，我们俩紧挨着睡，一到晚上他就失眠，老是把我捅醒，白天经常一个人独自发呆，自言自语，唉声叹气，我就安慰他，像哄小孩一样把他搂抱在怀里，睡觉时他有时把手伸过来，我就紧紧握住他的手，我不握住他的手他就睡不着觉，换句话说，他感到非常无助，没有安全感。他是1958年生人，因为一桩腐败窝案被送进来，法院指控他的贪污金额为30万块钱，也是到处东拼西凑出来的，后来判了13年监禁。他在职位任上还包养了一个大学生，在法院开庭时，这位小情人还特地跑到法院来旁听，他回到监室后和我谈及此事，让他特别感动。
后来，沈被送到西郊监狱服刑，我刚进西郊监狱的入监队时，他还特意跑过来看我。
对于那些失去自由的人来说，对自己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丧失自由的恐惧，是那些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无法想象的。在监狱，有人为了早离开一天，花几万块钱都愿意，2007年，我被羁押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因为我有严重的糖尿病，因此被送到公安局专门为病号犯设置的999筒道，在这里，我遇到一位吸食大麻的新疆人，当时他已经是已决犯，正在服余刑，并且没几天就要被释放了，好像是一周还是更长一点。他家里是开饭店的，经济上可能还算宽裕，警察就让他带话给他太太，让他太太交六万块钱可以前提获释。结果，他媳妇不愿意，可能考虑到他没几天就可以回家了，心疼那六万块钱，他在里面气急败坏，恨他媳妇咬牙切齿。
还有一个案例，那是我还在1990年代被劳教期间，在团河严管队发生的故事。有一个外号叫“小金子”的劳教对象，他是第二天要被释放，但在头天晚上，他却翻墙逃跑了。这有点像田径运动员，都蹲在起跑线上，发令枪还没有响，但无论你的经验如何丰富，总是会有人抢跑，人们头脑中好像有一根自动运转的发条，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爆发，这种行为是无法用理性或非理性这种简单的心理学概念去概括的。一般很难理解他的行为，明明第二天就要获得释放了，为什么还要在头天晚上冒着加刑的风险去越狱。一个人，可能十年、八年都在监狱里面挺过去了，但当轮到他马上要被释放时，那种渴望自由的潜意识就会被激发出来，并且越临近被释放的节点，这种心情就越发强烈，心理学家把犯人的这种心理现象称为之“释放综合症”，所以现在监狱专门成立了“出监队”，在犯人被释放之前的三个月，把他们都调到“出监队”来。
马：请谈一谈您被审判的经过。
刘：我是在2004年3月份正式开庭审理的，最终被以“刺探国家情报”的名义判了三年监禁。
在开庭之前，我被审讯过一次，警察向我出示了一份由保密局开具的“情报鉴定材料”，说我写的文章属于情报，让我签字，被我拒绝，我要求重新鉴定。没过几天，法院又通知我，说我的律师联系不上，让我重新找律师，这是一个圈套，目的是让当事人临时换人，因为换上来的律师不可能那么快熟悉案情，这样在庭审过程中，官方就会比较主动。
此间，在我被拘捕半年的那天，看守所按法律程序向我签发了“释放证”，但并没有真正释放我，而是把我从萧山看守所的羁押转回到监视居住的状态，我被软禁在杭州东明山的原始森林，这是一个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基地。我在这里呆了三个月，但生活的条件远不如蓝天宾馆，甚至连萧山看守所都不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天天吃豆腐渣，因为我有高血脂，有糖尿病，警察不知从哪里得知吃豆腐渣可以降血脂，于是天天给我吃豆腐渣。
到了2007年8月，我又被“重新逮捕”，不到十分钟时间，法院就对我进行了宣判，又从杭州东明山原始森林转到了杭州市看守所，在这里又被继续羁押了两个月，最后才送到西郊监狱服刑。
马：请谈一谈您在杭州市看守所的经历。
刘：我在杭州市看守所的生活又要差很远了，我所在的监室一共羁押了20多人，拥挤不堪，刚进去时因为是新人，所以睡在离便池最近的地方，并且刚进去时，监室里面的打手对我的态度非常恶劣，说话很刻薄，这个打手坏到什么程度？命令一位新疆人当众“撸管”，手淫，这个新疆人是一个有智障的抢劫犯。
另外，在杭州市看守所，在押人都必须劳动，我们组装过打火机，还有做那种喜庆用的小彩灯。其实在萧山看守所在押人同样也要劳动，只不过因为我的案件影响比较大，而我又被认定是主犯，因此，他们把我羁押在一个不用劳动的监室。
不过，这里的伙食比之前又要好一些了。杭州市看守所的食堂是由警察的家属承包经营的，南方的看守所主要是以挣钱为目的，在押人只要有钱，可以订餐，并且每天都有食谱，一点也不比外面的餐馆差，只是价钱稍微高一点，在2003年，一个普通的菜就要20多块钱。
我所在监室的打手就经常把其他在押人的存折抢过来，订餐时就用他们的存折划账，还有，针对那些新送进来的人，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占有他们的财物。在里面相处的时间一长，他也跟我谈到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在他刚进看守所时，狱警一开始就把他当作里面的“牢头”来培养，还专门培训过他，告诉他在监室里面什么样的人可以打，什么样的人不能打，以及怎样打人，怎么样配合警察挖案子，等等。
有一次，这个打手上厕所，蹲在便池上拉屎，因为我的铺位距离便池最近，因此，我们俩几乎不脸对着脸，他有事没事地找话，问我：你信耶稣？我说是。他说他朋友的老婆也信耶稣。我就问他有没有去过教堂。他说去过，甚至还在教堂作过见证，他是东北人，有一次开拖拉机，车翻了，报废了，但人却安然无恙，他特意去教堂作了这个见证。但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他没有坚持去教堂，我对他说：你的第一次见证是耶稣第一次救你，今天你遇到我是耶稣第二次救你。
这个时候，我已经了解了这个打手的基本情况，他是一个已决犯人，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在这里等待执行死刑的命令。在此之前，他曾是杭州娃哈哈集团一名货车司机，在餐馆就餐时和他人发生冲突，他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死了对方的一个人。他跑回了东北，但没有回家，而是跑到一个远房的亲戚那里躲藏起来，但是，他按捺不住自己，和他的老婆通了一次电话报平安，结果，警察就循着电话的线索一路跟过来，将他抓了个正着。
刚开始，他在东北当地的看守所内临时羁押了一段时间，他所在的监室关押的全部是重刑犯。等他进去之后，新人全部要“过堂”，在这里，“过堂”的节目是“挂挡”，分为一挡、二挡、三挡、四挡、五挡，新人全部要过一遍，逐步升级，直到挂完最高挡“五挡”。而他为了省事，一进去就要求直接挂“五挡”，牢头命令他面向地板趴着，安排两个打手往上抬拉他的手臂，结果拉到那个“五挡”的高度，把他的肋骨折断了好几根，等到他可以狠狠地整别人时，却被警察带回了浙江。
后来，我向这个打手传基督福音，每天给他讲一段福音书，他的思想慢慢地发生变化，不再克扣别人的东西，不再从其他人那里划账，监室里其他在押人甚至还开玩笑，说杨哥开始跟“耶哥”混了。一个月以后，他受了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马：请谈一谈您在杭州西郊监狱的经历。
刘：2004年10月初，我被送到西郊监狱，这座监狱本来是一家监狱水泥厂，叫“钱江水泥厂”，但后来因污染停止生产水泥，改加工劳务产品，监狱门口挂着一块“新生学校”的牌子。我在西郊监狱一共呆了两年零四个月。
刚进去，监狱就把我分配到劳动现场，当时是制作雨伞。班长问我“几进宫”，我说是“二进宫”，那个班长一听，说那是“老改造”了，他让我拿线去打结（缝雨伞用的），因为我是新手，在看守所也没有干过这样的活，手脚很不麻利，还有，班长让我喊报告词，结果我也喊错了，因此，我挨了他重重地一记耳光，完了还让我面壁罚站。
就在这时，我在萧山看守所的狱友沈过来了，他跟这个班长认识，交涉之后，班长解除了对我的处罚。
在监狱，因贪污被抓进来的官员特别多，几乎每个监室内都有这样的犯人，其中有一个前组织部部长，一个农业厅长，一个杭州医院的院长，还有一个副市长，一个纪委书记，哪怕是坐牢，这些人在监狱里过得都是一种特权生活，相比普通的刑事犯、政治犯，他们像是在度假，首先，监狱里比较好的劳动岗位都由他们占据着，那个副市长和农业厅长负责管理图书室，其实犯人哪里有时间去看书，他们就像是每天在自己的别墅里工作，医院的院长管监狱的医务室，纪委书记则被安排播放广播，早上播放新闻，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播放两遍集体广播体操的音乐，而那个前组织部长负责给新送来的犯人拍存档照片，教犯人“改造”歌曲，我现在还记得监狱“改造”歌曲的歌词：
《监狱“改造”歌》
（一）
轻轻拨着一串串号码
打个亲情电话给老爸老妈
问问远方的亲人朋友你们好吗
其实我也很想回家
亲情电话，带我/带我回家
知心话儿说不完也放不下
今天我们暂时聊到这里吧
下次再打电话回家
（二）
悄悄说着热乎乎的话
告诉爱人孩子别放心不下
你说我们的家乡变化越来越大
其实我也很想回家
亲情电话，带我/带我回家
知心话儿说不完也放不下
今天我们暂时聊到这里吧
下次再打电话回家
还有，在监狱，别人是家属从外面往里送钱，但这些官员不一样，是家属从监狱的账户上往外取钱。那个前组织部长后来和我说，有一次在接见家属时，他的账上存了十多万块钱，全是以前他提拔过的官员送来的，狱方通知他的家人来取钱，因为数额太大，监狱不好公布。在监狱，每个犯人的账目都会定期在黑板上公布出来，按规定，每个犯人的账上不能超过两万块钱。
另外，他们不用吃监狱的“牢饭”，让警察从家里直接带饭，而这些上了级别的官员犯人喝的酒都是用易拉缸改装的，抽的是高档香烟，都是由狱警从外面带进来的，我看他们相互敬烟时都是十支装的铁盒香烟，有时是“中华”，有时是“小熊猫”，他们平时也不会和那些普通的刑事犯交往。在这方面，那些值班的犯人头也享有一定的待遇，比如，他们的亲属可以把东西搁在监狱门口的树荫下，监狱有劳动犯专门负责打扫监狱门口外围的卫生，这些犯人一般刑期都比较短，和监狱的关系也不错，不会轻易冒险去越狱的，这个人可以在武警的视线范围之内走出监狱的大门口，去打扫卫生，相对自由，等他出监狱门口后，把事先搁在树荫下的东西放在推车里，用扫把盖着，再推回监狱，交给值班的犯人头。
在西郊监狱，犯人们都要劳动，我也不例外，当时是制作雨伞。有一次，我托出狱的值班犯人给我爱人捎了一封信，他姓都，在出狱之后，把信寄给了我爱人，结果，北京的警察从电话窃听中知道了有这么一封信，他们就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浙江方面的警察，浙江的警察就向这位出狱的值班犯人施加压力，命令他把信件要回来。西郊监狱的监狱长还专门找我谈话，故弄玄虚地问我有没有违反监规。在他们获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我所在的那个十监区的监区长就被撤换了，换上了一个新的监区长。
紧接着，我被关了九个月的禁闭，晚上回到监室睡觉，白天就关在小号里。因为我的身体一直有病，九个月之后，我犯了心脏病，被送到浙江司法部门开的“青春医院”，禁闭的状态才自然解除。
在监狱，狱警不愿意接近政治犯，跟政治犯走得近是政治立场问题，而跟刑事犯走得近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跟政治犯走得近容易出问题，冷不丁就会给他们带来麻烦，而刑事犯不会给他们个人带来什么麻烦。狱警还经常利用刑事犯人来监视他们眼中的“麻烦人物”，比如，政治犯。因此，有时候狱警还会主动走进监室，在“头板”的炕铺位置上躺一躺，和牢头套个近乎，每逢有这种场面，所有犯人都不允许说话，甚至连呼吸都不能大声喘气。
南方牢头的坏跟北方牢头不一样，北方的牢头会直接了当地问你要东西，而南方的牢头则是拐弯抹角的，警察也是如此，北方的警察上班第一句话，就是站在通道里喊一嗓子：他妈的逼，有“叫板”的没有？（意为不服“管教”）而南方警察不和你发生直接冲突，他在幕后指使牢头整你，有时他甚至还从中冒充好人，调停矛盾，那个新换来的监区长就是如此，他从不和我直接发生冲突，而是暗中警告其他犯人不要和我说话，指使牢头不让我睡觉，如果其他人和我接近，警察就整他们，比如，停亲情电话，停家属探视，扣减刑分，等等。
我从监狱医院回到监狱时，还在这个监区呆了几个月，但不让我再去劳动车间，而是让我留在监室里。有一次我生病，有犯人替我打饭，狱警就暗中警告这个犯人，不让他给我打饭，和我接近，第二天，这个人就不敢给我打饭了。
还有，南方的犯人和北方的犯人也不一样，如果你问一个南方的犯人，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他会说，找个小姐在她身上趴一天。说明犯人在监狱的性饥渴程度。而如果你问双河农场的劳教对象，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他会告诉你找个厕所蹲半个小时。因为劳教所上厕所都是“蹲、擦、起”的状态，人们很难舒舒服服地拉出一泡好屎，但是在劳教所，只要你有钱贿赂狱警，狱警却可以给你找妓女满足你的性需求，而且就在他们的办公室，他说一句：你和女朋友好好聊聊。把门一合上，你们俩就可以在里面尽情地做爱，这在双河农场是个普遍现象，在团河严管队也是这样。劳教所的制度规范的确非常森严、可怕，却也有它自己的一套内部规则，很多人在进来之前不吸毒，却在劳教所里成了“瘾君子”。
几个月之后，我又从西郊监狱的十监区转到了入监队，这时，监狱就安排犯人对我进行贴身看守，那个副市长、还有沈都先后看守过我，先前那个前组织部长也被安排来看守我，时间一长，他开始和我说真话，他满腹牢骚，说纪委那帮人如何整他，如何坑他，希望我出狱之后为他伸冤，把他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对外界曝光。
这位组织部长说，在他被“双规”期间，纪委的人对他进行审讯，让他坐只有三条腿的凳子，他只能用腿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相当于酷刑，非常难受。特别是不让他睡觉，三班人马轮番上阵，审到第N天，没有让他合过眼，这叫“熬鹰”。
在审讯的过程中，预审人员最常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让被审讯者睡觉，你一合眼就把你捅醒，搞疲劳审讯，到了一定的程度，任何人都忍受不了这种酷刑。人在那种绝望的环境下，不会考虑量刑多少年的问题，不会去想自己说过什么，你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舌头，这个时候，在你心里只充满一个念头：好好地睡一觉，这比任何事情都急迫。有时，经过连续疲劳审讯的人，回到监室之后，还来不及上床，打开铁门倒在地板上就睡着了。
“虎落平阳遭犬欺”，这个组织部长没有料想到自己竟然被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弄得如此狼狈，在他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救星出现了，来了一个纪委的官员，这位官员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党培养一个领导干部容易吗？你把问题说清楚，争取宽大处理，谁谁谁的案子不就是我处理的嘛，家属把钱退回来不就没事了，到时候，你可以干别点的嘛，去做个书记，或者农业局长什么的。
当了这么多年的官，他深知权力的游戏规则，都是领导，特别是一把手说了算，在他任组织部长期间，书记让他去下面考察某一个干部，你不用问，这个干部就一定是书记想要提拔的人，而有的考察对象口碑实在太差了，等到他把考察结果向书记汇报，只要存在一点点问题，书记就会否决，会要求他重新考察，直到考察结果面面俱到了，书记才会满意，因此，凡是公示出来的拟提拔的考察对象都是“高、大、全”。
因此，他将这位纪委官员的出现当作一根救命稻草，毕竟，纪委的官员终于出现了，而且他的话足够有份量，也相当于对他的最后通牒，更重要的是他别无选择。于是，他就竹筒倒豆子，哗啦啦地往外倒，一下子全部招供了，两万、三万的都说了，一共凑了六十多万块钱。交待完问题，签完字之后，纪委的官员一拍他的肩膀，说：这事不就完了吗，回头洗个澡，好好休息休息。
刚回到房间，想好好睡一觉，又进来两个人，拿到他的口供材料的复印件，让他签字。他以为还是纪委的人，心里还梦想着换个地方继续当他的书记，或者当个农业局长什么的。结果等他签完字后，对方告诉他是检察院的人，随即向他出示了逮捕证，给他戴上手铐，把他从“双规”的宾馆直接送到看守所。后来，他好像被判了13年监禁，不过，这位前组织部长刑期一过半就被假释了。
我在2007年2月出狱，没有减刑，并且，期间有几个月的“监视居住”实际上也是非法拘禁，没有折抵刑期。出狱之后，监狱给每个人发放十块钱的“路费”，算是一种“人道”行为，但是，如果这个犯人判决书上填写的个人信息被注明是“自报”（指此人在定罪时是根据口供定罪的，并没有经过实际调查），那么，监狱就连这十块钱的“路费”都不发，这也是犯人出监时的一条规则。
马：请谈一谈您第三次被逮捕的经历。
刘：我于2007年2月正式出狱，出狱之后，我还被剥夺了三年的政治权利，但我一直在替那些访民办法律学习班，被警察视为眼中钉，2007年12月，我在家和爱人吵了一架，失手打了她，结果警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就以“家暴”为名，把我送进了看守所。三天之后，法院就下达了开庭通知书，这一次警察达到了他们想要的特殊政治效果，因为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家暴”之名抓捕我的。
我被羁押在海淀区看守所，这时的看守所和1995年那会不一样了，监室里都安装了电视机。而且，坐板时还增设了一个“电视板”，让新进来的人坐在电视下面，边坐板，边仰着头看电视。
进去之后，狱警就给我戴上脚镣，这是一种跑链，大概有十来斤，镣有很多种，有惩罚镣，最重的有18斤，有球镣，就是在镣上挂一个钢球，拖着走，还有趟棍，走路时不发出声音。
在我被送进去的当天，预审的警察就屁颠屁颠地赶到了，他们直接拿派出所的问讯笔录的复印件，让我签字，完了就走了。第二天，检察院的人就来了，他们是来确认先前警察报送的材料。第三天，法院的人也来了。紧接着，政法机关指定为我辩护的律师来了，和我签了个授权委托书。
十天后，法院就开庭了，我被判了两年监禁，因为刚出狱不到一年，属于“重新犯罪”，要“加重”处罚，又在此基础上追加了半年，一共服刑两年半。中国的法律实际上就是他们手里的一个玩物。
等到宣判结束之后，我从看守所送到公安局专门为病号犯设置的999筒道，相当于监狱医院，在那里羁押了四个多月。
在这里，我的双脚都上了脚镣，固定在病床上，一只手铐在病床的铁栏杆上，只有一只手能够活动，用它来洗漱、吃饭，便溺、洗衣服，大便必须到筒道尽头的公用厕所，也是“蹲、擦、起”的状态。
2008年春天，我被送往北京市天河监狱。
马：请谈一谈您在监狱的生活。
刘：天河监狱也是一个中转处，专门遣返那些在外地人，门口写：外埠人员转送站。其中有一幢楼是专门关押北京人的，叫“天河监狱”，在这里等待分配监狱，按规定，新犯人必须在这里关押三个月，但我实际上只呆了一周。
在这里，外地的犯人非常苦，不仅有繁重的劳动任务，而且还经常会受到虐待。有的犯人甚至一个月都见不着狱警，因为狱警平时很少进出监室，只有在点名的时候才出现，但有狱警在时，犯人都要低着头，看不见警察的脸，只能看见一双锃亮的皮鞋。还有，警察上厕所时不用带手纸，进厕所的第一个坑是警察的专用坑，等到他上完厕所，守在一旁的值班犯人再恭恭敬敬地双手把手纸奉上，凭这个，一般的犯人还没有资格，能留在收押中心的值班犯人还都是些有门路的。
刚进去时，狱警对我非常严格，要求每隔15分钟必须向监控器举一下手，其实是在羞辱我，还专门派人一左一右“包夹”我。有一天，突然有人喊，送人来了。结果我一看，竟然是胡佳，他也进来了。谁知不久，狱警就突然命令我出监室，像1995年去双河农场一样，把我的行李用绳子捆起来，把我押送到监狱的大厅，而胡佳一直在大厅里，狱警把我们俩用手铐和脚镣双双铐在一起，一块带上了警车，原来，警察把我临时安置在这里是在等胡佳，这是在午休时间。
上了警车后，狱警又押来一个老头，牙齿都没了，他一上车，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在车上，老人对我们说，他的牙是在看守所被打掉的。一路上，只要警车一停，比如过收费站，老人就会向外高喊法轮大法好。
后来，我和胡佳被送到天津的潮白监狱，而那个老头则送到了前进监狱，那里是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在潮白监狱，车一停，警察就解开我和胡佳身上的手铐和脚镣，进了一道门，里面还有一道门，再进去之后，胡佳去了严管队的高级戒备区，而我则分到了一中队。
在潮白监狱，有几件印象深刻的事情，2008年5月份，四川汶川发生地震，犯人被要求向灾区捐款，我的账上当时有七千多块钱，我对狱警说捐七百块钱。狱警对我说：我们的监狱长才捐六百，你要捐七百，你什么意思？！我解释说我是基督徒，“十一”奉献是我的本分，我并不知道你们监狱长捐了多少。这个狱警说：你还搞“迷信”哪。但后来，我并不知道监狱方面有没有从我的账户上划钱，不过，在一份监狱报纸上刊载的赈灾捐款人名单上，我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
到潮白监狱的第二天，5月15日，监狱管理局和潮白监狱的官员找我谈话，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实际上是向我宣读对“严管犯”的规定：不准接见，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所以，这两年半的监禁生活，我没有打过一次电话，没有被接见过一次，也没有向外界写过一封信。
还有一件事情，潮白监狱没有给我发放衣服，按规定，监狱在夏天和冬天都要给犯人发放衣服，但是，警察却不发放给我，他们的解释是我是从天河监狱转过来的，没有衣物卡，而监狱方面是凭卡发放衣服。有一个狱友见我没有衣服，给了我一套绒衣绒裤，是军绿色的，狱警又说这是军警服，不许我穿，总之，他们是故意刁难我，整我。所以刚开始的第一年，我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到了第二年的冬天，他们还是不给我发放衣服，我找了一个新调来的狱警，他从一废弃的监区中找到一件破棉袄，我洗了洗，就穿这件破棉袄过了一个冬天。有意思的是，等到我快要出狱的时候，警察却拿出一张服装卡，要求我填写哪年哪月领取了什么衣服，他们填写完以后，还拿来让我签字，估计是狱警把属于我的衣服给挪作他用了，我当然拒绝签这个字。
还有一次，看监狱的《新生报》，有文章说我和胡佳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进来，现在已经认罪悔罪，改造良好。我觉得莫明其妙，当时就找到监狱的狱政科长，说我是因为“家暴”的名义被送进来的，不是政治原因，而且也从来没有认罪悔罪。这个狱政科长装糊涂，说不清楚这件事情，说看看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出狱当天我就去检察院投诉，检察院让我等结果，直到半年后，我把这件事情向境外媒体披露之后，检察院才给我回函，让我拿出证据，但我怎么可能从监狱带出一份《新生报》？因此，最终也同样没有结果。
还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一天，我被安排打扫通道的卫生，我所在的监室都是重刑犯人，中午分饭时，我和一毒枭在聊天，监区的教导员突然向我招手，说：刘凤钢，他是坏人，别跟他说话，过来，跟我说说。这个教导员是山西人，是参与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的军人，可能因为在镇压行动中立了功，复员后留在了北京。
他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变得多愁善感，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人有灵魂吗？上帝真的存在吗？我说当然有了，一块手表都能让人看见一个宇宙。结果，第二天，我就没有看见他来监区，到了第三天，我们监区就换了教导员，后来才知道，就在他问我的那天下午，他下班回家，在高速公路上开“霸王车”，在超一辆大巴的时候被挤出路面，出车祸死了。
在潮白监狱，我还认识两个“包夹”我的人，一个在进来之前是国安局的，姓金，他曾经监控过一个教案的人，后来才知道就是窃听我们的电话，也许当初浙江萧山国保的教导员口中谈到的“三哥”，就是从他这里获得的信息。另外一位是银行职员，是一个信贷主任，因挪用银行资金被判监禁，他和监室的刑事犯聊不到一块，却和我走得比较近，在我出狱之前，我教会了他七十多首基督教赞美诗歌，并且也信了基督，在我出狱之后，他还托家人给我送来了两封信件。
总而言之，监狱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很难用文字来准确表达犯人在里面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更不像监狱“改造”歌曲谱写的那样充满温情和诗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监狱的犯人还自编了一首“改造”的歌曲，在犯人们中间口口流传下来——
“监狱犯人自编‘改造’歌曲”
别了亲人
来到了这间牢房/已经是75天
了又望/眼前还是一扇铁门和铁窗
忆往事/如絮飞
泪水就流成了河
爱的朋友
我都一样/日盼夜又想
么时候/我才能看到亲人的容貌
静的夜呀/朗朗的风
风呼呼地响
心祝愿妈妈身体健康/永远别把我忘
就是孩儿唯一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