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后来传播很广的信，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工农业增长数字，增长速度，“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基建项目过急过多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关于公社化发生的问题，经过中央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有得”的。在第一部分中，后来被指责为“否定大跃进”或“别有用心的”，是“有失有得”四字。（“为什么要把‘失’字写在前面呢？这还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以及谈到基建项目与计划安排时的一句话：“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被攻击得最厉害的是第二部分，即“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中的这样几段或几句话：“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关于当时各地“左”的倾向还在继续和发展，彭德怀掌握了很多材料，他并没有都在信中反映出来。如相当多的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不少地区抢着实行“园田化”（即耕地、休耕地和种树栽花各l/3，这是1958年愁“粮食多了怎么办”，毛泽东提出过的设想），加上农村劳力极端不足，1959年春播全国比1957年少9000万亩；由于基建项目过多，资金材料等过于分散，造成了限额以上项目窝工待料等严重后果；以及市场的紧张等，信中都没有写。可见彭德怀在写信时，还是留有余地的，并未感情用事，而是考虑到收信人的接受程度的。他曾估计，即使采取有效措施，至少也要两年才能恢复到1957年的正常情况。这些都是他当年在庐山的一个笔记本中写到的。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彭德怀自述》说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所以我7月14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由此可见，这封信确实是写给毛泽东本人参考的。不论动机与内容，写信人应是无可指责的。
对彭德怀的信的反应与形势的变化
7月16日重新编组之后，彭德怀的信也分发下去了。从17日起，开新的小组会。头两三天，对《议定记录》稿与彭德怀的信的意见，发言者如有涉及，大体是同时谈到的。后来两三天，即到22日下午为止，如果涉及，就只是对信的评论了。但总的还是在“形势与任务”这个范围内来谈的。
这时总理正召集各部开会，讨论计委提出的今明两年的计划安排，落实各项主要指标，通过《议定记录》，以便结束会议。
会议原来还是比较平静的，虽有不同意见，在一些问题上有所交锋，但并不很尖锐，没有根本性质问题的争论，也少长篇大论。所有的发言，包括我们几个认为会议还有压力的人的发言，以及《议定记录》和彭德怀的这封信，都是从根本上肯定和维护“三面红旗”的。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彭德怀的信发出之后，突然起了这么个作用。发言中对信有意见，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对大跃进、全民炼钢、人民公社化等缺点、错误的评价，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如何看待1958年的经验教训问题。关于对这封信的看法，彭德怀后来在自己的笔记中，是这样估计的：多数同志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其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认为讲得过于严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的则是个别人。还有许多人没有发言。这个简要分析，大体符合实际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