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请了两天假，反省过去的种种问题。尽管内心矛盾重重，26日，他还是违心地作了检讨，承认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看法，是有错误的。关于写信的原因，他说：“我写这封信时，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些。这是出发点和动机，因而就过多强调了困难和缺点方面，对于全国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看法。这种错误的看法，可能引起在经济建设中快和慢的摇摆。”
“我的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全国情况了解甚少。当时只感到截至13日的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探讨得还很不够。从会议的《简报》上看不到反面的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有些缺点可能要重复，不利于今后的跃进。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13日写了一封给主席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在15日就要结束，使我心情更加急切。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的错误。”
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参考用的。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的或错误的。”
他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会后收回我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彭德怀发言之后，在场的朱德放下心来，宽慰地说道：“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做包袱背起来了。”
可以说，当时大家都把事情看简单了，都以为只要当事者基本承认了错误，问题就可以告一段落，还以为会议就快结束了。殊不知更大的风暴，更激烈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还在后面。
彭德怀后来在笔记中追叙了当时的心情：“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组会。对我7月14日信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了检讨。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对革命群众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得严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啊！真像万箭穿心似的。”他的难过，并非个人得失，而是担心这样下去，对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将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他真想再去找毛泽东当面辩论一次：当前形势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的问题，切不可由于他作了检讨，而放松对缺点、错误的纠正。
由于主客观悬殊之势已成，他也只能这样想想而已。这些思想痕迹，他都在后来追记的笔记中保留了下来。彭德怀万万没有料到的是，26日的检讨如万箭穿心，今后还必须作比这更十倍违心、十倍万箭穿心的检讨啊！
我是列席会议的工作人员，可是也被作为重点，在小组会上受到严厉批评。我在第一组，有北京的几位部长同在一组。20日的发言，我曾谈到钢铁翻番和1959年高指标，同华东计划会议有关，这当然刺痛了柯庆施。小组会上有人揭发我在火车上说过：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我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我的发言和我当时的思想，也决不是这个意思。
这时我就一口咬定，这是我自己打过的一种比喻（从而撇开了乔木，有延安的经验，有事自己承当，不牵连别人。）我说车不按轨道走是要出轨的，只是讲综合平衡中出了问题。这位揭发的同志当时并不在火车上，我就追问，那么是听见谁说的呢？他说是柯老说的。我就说，这更奇怪了，柯老又不在火车上。当时这位同志就收回了“李锐说大跃进翻了车”这句话。
当时我太不冷静，太少年气盛，不该接着说这样伤人的话：“我同你今后只能谈风花雪月。”从此，“李锐说去年翻了车”就讲不清了。那时我必须极力辩明自己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我跟柯庆施“结怨”，还有这么件事：1958年3月成都会议时，冶金部的报告很受毛泽东的赞赏。柯庆施在南宁会议很得恩宠，是当时的大红人，也急着想写一篇东西，以便在会上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