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还说彭德怀意见书里边的观点，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估计，都是错误的。“意见书既然说‘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过的’，可是又要使大跃进‘四平八稳’，那就难了。列宁在临死前最后一篇文章中，曾经引证了拿破仑的一句话，来驳斥第二国际的没有文化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拿破仑说过：‘首先要投人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列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这句话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我们搞大跃进也是这样的。可是彭德怀同志的话却自相矛盾，他既承认工农业增长的速度史无前例，又要不发生一些毛病，那怎么可能呢？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片面性。意见书中说：‘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这个估计也过分了，是言过其实。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中又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彭德怀同志把我们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到这样政治性的高度，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对阶级关系紧张的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找们在计划工作中，有些比例失调是事实；市场情况，有个时期也相当紧张。这是在大跃进当中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我们的困难已经渡过了高点。小麦收下来了，早稻收下来了，困难的顶点就过了。
当然这不是说没有困难了。可是彭德怀同志却把困难夸大了，说全国都是紧张状态，甚至阶级关系很紧张，这种估计是错误的。”
由于在郑州会议上刚挨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人们对这位理论家就不大留情面了。不论他怎样表态，怎样长篇大论，引经据典，人们还是不放过他。田家英告诉我：在8月初最紧张、尖锐的斗争开始后，“这位老夫子就躺倒装病，不参加会议了”。接着在10月间，这位理论家就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清算“同路人”彭德怀“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老账了；来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的资产阶级复辟欲望了。
张闻天在第二组。就在23日下午讨论毛泽东的讲话时，张闻天还在小组会上说：“为了总结经验，指出缺点，原是符合中央方针的，但可能把缺点讲得多了，讲走了边。”
24日，柯庆施指责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多从主观主义。片面性方面来检查总结大跃进，“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之后，他还是坦然的，发言时仍讲出心里的话：“由于工作岗位不同，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对问题的看法，也就不完全一样。我没有经验，是从旁看的，与整个群众运动联系得不够。同时，觉得你们不大愿意听，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会开得很有味道。现在有顾虑的人还是不少的。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论，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柯庆施同志今天就讲了好几条，这样交换意见是很好的。不怕扣帽子，不乱扣帽子，不怕争议，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讲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
我有时也想，不关我的事，我讲不讲，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讲了以后还有些后悔，我何必讲呢。紧张状态的确是存在的，养成民主风气很重要。这里都是负责同志，下面更严重些。”
在7月26日的小组讨论会上，张闻天再次作了检讨。他首先还是重申，参加庐山会议以前，“对党的总路线的正确，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以及缺点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向来是没有怀疑的”。
然后谈到，参加庐山会议后，逐渐有些不满，是因为感觉到：似乎有些同志只是喜欢讲成绩，一讲到缺点，就要讲成绩；一讲缺点，似乎就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不足。“因此在小组会上，在肯定了大跃进和总路线以后就大讲了一通缺点，还批评了一些不愿意讲缺点的论点。我当时自以为这样做是出于责任感，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并不怀疑自己的立场有什么问题。”
“对彭总的信，当时也以为基本上好，对大跃进的成绩和总路线的正确是肯定的，只是对于缺点的有些提法还可考虑，但也关系不大，只要把问题提出来就好，也不认为有立场问题。”即便是主席23日讲话后，开始时对主席所说的立场问题、动摇问题体会也不是那么深刻。“现在，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自己反复考虑，才认识到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很深刻、很重要。”
可见，张闻天思想的转弯受着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内心的痛苦折磨，但他这时还是没有“上纲上线”地责备自己。只是检讨说：“对某些同志们怕讲缺点、怕自我批评的疑心，是不合实际的，是不对的。”“有些缺点和问题，是有那么一些事情的。但是我片面地强调了或夸大了这些缺点，使人得到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事实上，我所提的许多问题和缺点，许多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正要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