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日的发言，曾点名批评了王任重两件不慎重的事。23日讲话之后，他向大会秘书组写了一封信，刊登在《简报》上。他说：“李锐同志在小组会的发言中，说我在三峡科学研究几百人的会议上讲，成都会议的决议都是促进的，惟有三峡的决议是促退的。我要说明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中央关于修建大坝的决定，我参加过讨论，我是十分拥护的。我只是说过有的同志希望时间更提早一些，要求科学家们鼓足干劲，想办法能使三峡大坝的修建提前完成。我写《毛主席在湖北》一文是不够慎重的。但是我决不会在那样的场合说中央的某一个决议是促退的。那样说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的。”
由于形势的发展，我没有就此事再饶舌了。不过，“促退”之话是确确实实说了的，这是参加会议的机械部主管电机制造的负责人告诉我的，当时他们被将军将得很厉害。
康生在第四组，24日也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主席提到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等历史教训。我昨晚初步回想了一下，在立三路线时，没有犯错误。在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我是执行过这个路线，犯过错误的，在第一次整风时曾经作过检讨。张国焘路线时，我不在国内。在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整风反右以及现在执行党的总路线中，由于在主席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没有动摇过，没有犯过大的错误。”
在这一番表白之后，康生说：“我认为主席所说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两大‘罪状’，是从反面来讲的，是从敌人、右派、党内反党分子的看法来讲的。从我们、从全党、从全国人民来讲，这不仅不是‘罪状’，而是两次伟大的功绩。这不仅是对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贡献，而且，历史将会证明，这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重大的贡献。在具体工作上有一些缺点错误这是暂时的、局部的、难免的，而且是不难纠正的。实际上，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即已经得到纠正。把我们经济生活上的某些比例失调现象，夸大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各阶级关系的错误，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对大跃进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应当多负一点责任。譬如说，主席提到15年内让所有的人进大学的想法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不应由主席负责，而且也不应由柯老负责，主要应当由我们管教育工作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要负责。北戴河会议关于教育工作的决议中虽然提到这个问题，但也不是说让所有的人都进大学，而是说在普及中学后，凡是有条件的青年和成年能够受到高等教育。同时规定了15年普及，15年提高。共需30年时间。现在看来15年普及可能要求过急了一些。但这种问题的性质，并不属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类。”
关于彭德怀的信，康生说，“首先引起的一个感觉是‘彭总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觉得意见书前后矛盾，不合逻辑。前面肯定，后面否定；前面说‘是’，后面又说‘不是’。看了这信，会引起人的思想混乱。意见书不是文字问题，而是思想方向问题”。康生还说彭德怀不要一再解释说，这封信原来是只给主席看的，没有想到会印出来。
24日，曾希圣、陈正人（都在第三组）的发言，都谈到当前资产阶级动摇性，其实质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贯彻执行总路线的斗争，是同现阶段继续存在的阶级斗争分不开的。贺龙的发言，提到洛川会议问题，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这时对彭德怀还没有作过多的批评。
这里可以提一下陈伯达其人在庐山的表现。我们的闲谈他参加过，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因此有前述23日主席讲话后四人散步之事。7月18日、19日，在第三组，他曾两次长篇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事不对人，要摆事实，讲道理等等。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中央农村工作部应作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是小部分地区紧张。
又说到他受骗、吃苦药之事：“我去年在河南遂平、山东范县（按：范县曾宣传两年进人共产主义）所看到、听到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
庐山会议前，陈迫达回过福建家乡作调查，“因为是本地人，我自认为比较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他反映了许多福建的问题。
23日之后，在小组会上，陈伯达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一。他着急修改原来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又连忙长篇大论批判彭德怀的信。并且摆出理论家的架势：“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基本上是错误的。从意见书中，说明彭德怀同志的主要观点是错误的。彭德怀同志形容大跃进的情况，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很明显的错误。
在大跃进当中，人民群众的那种冲天干劲很感动人。冲天干劲，是马克思先用过的句子。主席在讲话中，说到巴黎公社的例子。马克思就是用冲天的英勇精神，来形容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动。列宁在他的言论中，发挥了这种精神。1905年革命以后，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发生了根本分歧，他经常用巴黎公社的例子来批评普列汉诺夫。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难道可以说巴黎公社是什么‘小资产阶级专政’或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专政吗？
我们去年大跃进的行动，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冲天的英勇精神。用巴黎公社的例子同大跃进相比，是两种不同的事情，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无产阶级的冲天干劲是相同的。我完全同意主席讲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的那种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去年的大跃进，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是非常广泛的群众运动，决不是少数人凭自己的主观想法搞起来的。彭德怀同志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且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这个估计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