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他又去西北地区考察。到敦煌县时，全县8万人已组成一个公社，贫农要求割资本主义尾巴；富农不肯将生产资料全部交出，有的把毛驴杀掉。
他就对县委书记说，一县一社不一定是方向，要注意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事，不要影响生产的发展。他对棉田散落的棉花和菜地乱堆的白菜，很是惋惜；对公社食堂都吃面糊煮土豆，表示了怀疑。到兰州听到省委负责人说，当年粮食特大丰收，人均可达1500斤；洗河引水工程完成后，黄土高原可以不再靠天吃饭。还看了近郊雁滩公社的兴旺景象，不禁发生今昔对比的感慨。他谈到解放兰州时，在城外察看地形，到过一农民家，男女老少5口人赤身蜷缩在一个炕上，因全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到西安和延安后，他已感到有些问题值得重视，对粮食高产有了怀疑。
当时大跃进运动也影响到军队。下面干部反映，军队也应当改为公社，实行供给制，也有要求大炼钢铁的。对这些脱离军队本身业务太远的做法，彭德怀是未予同意的。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他只参加了最后一天，听了毛泽东反对“共产风”的讲话。武昌会议时，他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当年粮食公布数字，有的说可报10000亿斤，有的说9000亿斤。他说粮食没有那样多，即受到谭震林客气的批评：“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彭德怀回答：“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比较主动，公布多了就被动。”后来他也同意了毛泽东定的7500亿斤，但心中仍有怀疑。武昌会议后，他到了湖南，由周小舟陪同，先到湘潭乌石（他的家乡）。韶山和株洲。在乌石看到为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煮饭的锅都砸了。在自己的旧居开调查会，了解到基层干部打人骂人、训斥体罚很严重，安排劳动，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还看到有千把人在一丘20亩的田中，搞深翻地。又到一丘亩产1000斤的丰产田，数一兜禾苗有多少稻穗。
在“幸福院”看望老人，得知他们每餐只有二三两米。在韶山了解到，那个大队吃了偏饭，1958年也只增产14%，随后他到了平江（这年正好是平江起义30周年）。周小舟预先介绍：这是个刮“共产风”比较严重的地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也厉害。在平江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发现一个造假：将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1958年的低产变为1957年的。有一位红军时期残伤的老战上，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民歌：“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他不能不感到：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在株洲，恰与薄一波相遇，他感到粮产绝没有公布数字高，认为当年征粮1200亿斤很危险，建议薄一波向中央反映。后来还是他自己发了一个电报，说只能征购900亿斤。
在湖南同周小舟一起活动的3天中，小舟谈到当时感到的一些问题和工作中的缺点。彭德怀在闲谈中涉及一些历史情况，特别谈到他对毛泽东的伟大，是在长期接触中逐渐认识清楚的。庐山会议后期逼迫小舟交代同彭德怀的关系时，小舟谈了彭德怀这时向他讲的两件事：一是朱德部队在湘南失败，毛泽东动员井冈山部队去迎接时，只准说好，不准说坏，以利团结，可见毛泽东的伟大深远精神。二是洛川会议关于运动战与游击战的争论，说很久以后，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毛泽东的正确。
经过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已经强调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要搞综合平衡，要继续纠“左”，解决公社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下降钢铁和粮食两大指标，但由于同时继续批评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观点，各主要指标仍然是偏高的。1959年上半年，市场空前紧张，各种弊端暴露得也就越来越多越深。这两次会议，彭德怀都参加了，因忙于处理西藏反动集团叛乱，虽参加了小组会，却没有作什么系统发言。在上海会议期间，他和陈云同住同餐，饭后常一起散步，交谈过不少问题，对大跃进中高指标等问题，两人看法比较一致。在上海七中全会大会讲话中，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重提历史旧事，哪些人曾反对过他。其中说到同彭德怀的关系时，说“彭德怀恨死了我的”。这是一句很重的话。同时，又夸奖了一些人，赞扬陈云不同意公布1958年的粮食指标，主张钢铁指标下降，说，“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上”。在这个长篇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明朝故事，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
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上海会议结束之后，彭德怀到东欧各国访问前，找来了有《海瑞传》的那一卷《明史》，有半个月的时间，这本线装书常置案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