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庐山开会（关于我的记录本）
1959年6月30日接到通知，上庐山开会。这天北京上山的人到居仁堂，彭真传达了要讨论的13个问题，说是开神仙会。一起听传达的有薄一波、康生、吴冷西、田家英等。
我在庐山会议时用的一个黑皮记录本保存下来了。庐山会议后，在水电部受批斗时，我曾经将自己多年来的全部日记本、工作笔记本、来往信件（主要是家信）等，凡属可以反映思想动态的一切资料，统统上交了，以便组织上彻底“清算”我这个人。（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就有过这种经验）
可是，我惟独保留了这个记录本以及在庐山时的有关资料。我觉得这是山上这场大风波的真实记录，为历史也为我自己，我应当将它们留在身边。
1963年12月下旬，从北大荒回京闲住二年后，我再次被下放到安徽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1967年11月10日，当时安徽省军管系统来人，以负责人要找我谈话为由，连夜将我送到合肥。我当即明白是被捕了。（果然第二天用专机将我送到北京入秦城监狱）在清理我的书物时，我告诉那几位穿军服的同志，这个本子是重要之物，我特在封里写上“李锐庐山会议的记录本”几个字，以防将来找不到。1979年1月，我回到北京重新工作后，中组部的同志来退还“专案一办”为审查我而收存的全部有关资料时，却不见这个记录本。这使我想起1967年8月间的事情。
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总理。当时我虽已50岁，且是8年戴罪之身，却依然少年气盛。我说，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我最不放心的是陈伯达”。于是我举出事例，以为证明。但是专案办的人不让我写材料，只答应口头转告周总理。于是我向总理写了封信。10月间，专案组的人又来过磨子潭一次，向我查问有关事情，并退还我给总理的信，说此信他们不能转交。因此，11月10日遭逮捕时，我心中明白，定是同触犯了陈伯达有关。那时此人正红得发紫。我将这个情节告诉中组部的同志，请他们设法找到这个记录本。果然，不久他们从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记录本上没有像其他退回的资料一样，盖印有“专办”的编号，可见一开始就被陈伯达取走了。）
1980年10月到11月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我根据这个记录本，得以将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
当时大家对这个介绍是很感兴趣的。现在还是这个记录本帮助我完成写这本实录的任务。
记录本的第一页记有：6月30日居仁堂传达：庐山会议要谈的13个问题，只记了前5个问题的简要内容，可能是当时觉得反正上山后会有正式文件的，其他的就没有再记，5个问题所记如下：
一、读书。中委、省、地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
为基层干部、公社党委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如王国藩，实事求是；坏人坏事，虚报浮夸，随风倒等；中央指示，加省委的一些指示。
读完要考试，在职干部要抽时间学习。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
二、国内形势。形势好转中，何时基本好转？彻底好转？盲目性也减少了。
三、今年任务。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运输、劳动。
四、明年任务。
五、1962年任务，不是搞数目字，先确定方针。
（三、四、五三题，后来并为“任务”一题。）
从将要讨论的问题来看，大跃进的高温早已下降，从毛泽东到地方负责人，大家都已冷静下来，都觉得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安排好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人心思定”，许多指标需要进一步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