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典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15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15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说是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为好。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可非议，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好，避免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
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底，它不能不受到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
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夸大，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曾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公社则可以看做是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现的，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蕴蓄已久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1919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上发表的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人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的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学养院，老则入养老院……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含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这似乎可以看做他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其中哪些是应该而且可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康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毛泽东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做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体现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人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竟然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无视内外主客观实际情况，于是战争年代的谦虚谨慎一去不复返了，以为凭借战争时期的经验，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终于陷自己于带空想色彩的理想社会主义中而不能自拔。1959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为维护这种理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