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弄清情况，克服困难，统一认识，在7月10日讲话以前，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好多份有关资料，其中或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或反映市场的紧张情况和干部群众的不满情绪。如《宣教动态》上刊登的山西《前进》、广东《上游》、北京《前线》（当年各省的理论刊物）上的文章，总政转发的少数营团干部的意见，以及国家机关党外人士的看法等。其中有的意见很尖锐，直指“全民炼钢”口号的不正确，人民公社化太快。同时也批发了河南整社算账，情况好转，以及公共食堂优越性的材料。
综观7月10日这个讲话，仍是18个问题的精神，是想使讨论尽快结束，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庐山会议原来传说开半个月左右，即7月16日大体要结束，这次讲话前后，就安排写会议纪要了。
7月11日夜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谈话，当他们谈到在小组会上我的发言被人顶住，马上就通知我也去参加。（所谓顶住，是前述中南组的会上，我的发言被罗瑞卿频频打断。后来罗在8月9日第二组的会上批判周小舟时，罗是这样说的：“我和李锐同志有点冲突，他说以钢为纲不对，政治挂帅有副作用，还说有人不喜欢讲缺点，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虽然没有展开争论，但有几次短兵相接。”）我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可见气氛之融洽。大概小舟是同情我的观点，看到我被人无理打断，而难以畅言，这样向毛泽东作反映的。谈话完全是四个人轻松愉快地交谈，有时相互插话。我的记录本上分别记了些简单要点，现照抄如下：
周小舟谈：农业是根子。粮食“高产”引起钢铁高潮。（毛泽东说：也不尽然。）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毛泽东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亩产几万斤，因此就相信了。）“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谭震林）有的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了，没有向下传。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因此没有失收的问题。会议还有压力问题，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周惠也插了话。都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这个意见毛泽东当时就欣然接受。随后就通知了秘书处，从16日以后，开会人员就打乱平分，但组长没动，仍分6个组。
南宁会议之后，我有多次同毛泽东单独谈话的机会，从未感到过拘束，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次还是照旧。我主要谈冶金部的问题。关于各地大炼钢铁中的情况，如指标落实及质量等问题，冶金部一点风不透问不出消息；不如计委内部，还能及时知道点实情。今年4月上海会议之前，我就是从计委廖季立处问到钢铁若干实情（1959年2000万吨绝对不能完成），以及自己从其他方面特别是电力平衡上感到问题的严重，于是向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1958年6月华东计划会议时写的，对那次会议泼了冷水），明确提出钢的产量必须下降，落实指标，这样才免于影响全局。
对钢铁还提出关键是质量问题，“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关于综合平衡问题，这时我谈到苏联经验，以及列宁、斯大林的说法，随手将1959年第9期《宣教动态》（中宣部内部刊物）送上，请毛泽东过目。上面有一篇引证苏联经验和斯大林语录的文章，社会主义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会比资本主义严重得多，因为社会主义是集中计划体制。我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说，以后可不提这些口号了。
毛泽东在去湖南视察时，一路同王任重发表过这样的感想：去年大跃进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这句话随后柯庆施等都知道了）我这时乘机建议，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南宁会议以后，陈云只担任建委主任，历次中央会议很少发言）二周也当即附议。
毛泽东于是向我们讲，“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说陈云当总指挥好，陈云有长处也有短处（短处大概是指对群众运动注意不够之类，我的记录本上没有记具体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