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守所时规矩特多，比如晚上睡觉时眼镜、腰带要放在监号之外，监室内绝不许有杆状和尖锐的东西，弄得连铅笔都不许有。到了监狱，规矩较看守所少了许多，也宽松了许多。这里规矩的立意与看守所有所不同，其关注点在于让犯人记住自己的身份。比如与政府干部说话一定要站起来，进队长办公室一定要喊报告。初到三中队，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队长领着犯人到他的办公室谈话，走到办公室门口，犯人仍然喊“报告”，领着他的队长机械地回答进来，然后两人一同走进办公室。看来很可笑，但“到此方知狱吏尊”，其意在于说明犯人与看守是分属不同等级的。
语言有很强的社会性，监狱是个相对独立于正常社会之外的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中造就了独特的话语。例如每个看守都被称为“政府”，他们也以此自称。每到训话时一说到“政府”如何如何，就是指他们自己如何如何，如果不懂这一点，有时就听不懂他们的话。比如有时他们就会说“政府吃饭时……”“政府洗澡……”“政府上街买菜……”等。实际上就是说他们自己。
话语往往是一个社会群体文化的标志性的东西，最易识别。1970年代的中国是个完全泛政治化的国家。1975年、1976年正是流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那时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特别尖锐，火药味的语言、暴力语言泛滥。监狱更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除了社会流行的政治套话之外，监狱内部流行的话语暴力性更强。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伏法，重新做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当然，这些也流行于社会，但大多局限于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之时，不像监狱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这些。
监狱的话语也在不断地变化，解放初，一切都处在上升时期，特别自信，深信劳动改造政策具有无往而不胜的力量，连日本战犯、宣统皇帝也改造好了。这样在改造中就不免要多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干部还有给宣统皇帝溥仪系鞋带之类的动作。第一监狱在“文革”前，端午节、中秋节也要发粽子、月饼之类，让犯人体会劳改政策的温馨；而“文革”当中强调敌人的阶级本性不会改变，就像“冬天的大葱，根枯叶烂心不死”。对于阶级敌人，“你刺激他也是这样，不刺激也是这样”，对于他们只有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犯人当然是绝对的敌人，只有加强专政。在这种风气下，绝不会再有像对待宣统那样带有温情色彩的事情发生了。这种情势下，话语也产生了变化。比如，犯人之间的相互称呼。在“文革”以前犯人还可以互相称为“同学”（现在大律师张思之先生一见我就称“老同学”，朋友觉得奇怪，问我是何因缘？我说张老错划右派时曾在南口农场劳动，我在当反动学生时也曾在那儿劳动，张老是戏仿解放初监狱犯人的称呼）。这是个带有温情的词，细想也不离谱，因为改造中学习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文革”来了，强调阶级斗争，尤其关注犯人与正常人的区别，并严禁犯人之间拉拉扯扯的不正常关系。于是，犯人之间如何称呼便成了问题，叫“同犯”，有同案之嫌；叫“同监”，所指范围太广，似乎有连看守都被囊括而入的嫌疑。其他如“难友”“狱友”之类更是不许使用，在监狱当局看来，犯人成“友”，必然对抗政府。又如犯人住在一起，政府一定要指定一个头，这个头在“文革”前叫“号长”“组长”“班长”之类。这个风气解放前就有了，小说《红岩》中写装疯的犯人华子良得以与看守一起到监狱外买东西，商店的老板称看守为“队长”，称华子良为“班长”。“文革”了，对阶级敌人彻底专政了，犯人哪能称“长”呢？但“头”还是要有的，政府也是要指定的，不过名字改了，叫“执行员”“执行号”“值星号”等，一律取消了“长”字。我刚进监狱时，听到“执行号”等词觉得非常别扭。
监狱的独特话语体系，给刚入监的犯人造成困扰，特别是在预审阶段（当时是在公安局，现在是在检察院），审讯方与被审讯方在谈一个问题时，因为话语不同，对话就是鸡同鸭讲，特别是遇到极其执拗的人犯。也就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独幕喜剧《预谋犯》（也有译成《明知故犯》的）中用铁轨上的螺钉作钓鱼坠子的那个乡野老农与法官大人的对话。法官问他为什么破坏铁路运输，他回答钓鱼没有千斤坠儿，鱼咬钩了发现不了。三十多年前，在政法、公安就业的多是复员转业军人，没有受过审讯学的训练。那时又是“有罪推断”，人一被送到公安局，马上被视为罪犯。他们与自认为无罪的疑犯无法对话，常常发生互相听不懂对方语言的尴尬情境。
我曾遇到过一个中年美术教师，在中学任教。他是南方人，有些江南文人气质。抗美援朝时当过志愿军，上过前线，1950年代转业时留在了北京，当了中学教师，教美术。他娶了一位近郊女工为妻，女方出身农村，长得膀大腰圆，说话直来直去，看不上自己这个说起话来文绉绉的纤弱男人，常常争吵打架。老婆能打能闹，又有家中弟兄相帮，打骂老公成为家常便饭。老公苦不堪言，数度提出离婚而不成。男的实在受不了就分居了（实际上是被老婆“扫地出门”），工资在单位就被老婆拿走多半，仅给他留下一二十元作为生活费，他在东城租了一间小房，穷愁度日。他很气闷，而且奇怪为什么双方已经反目成仇，还不能离婚？便想了个奇怪的办法，到北京火车站去“拎大包”（窃取旅客大件行李），看自己被抓走、住进了监狱，当了犯人，老婆离不离婚？更怪的是，他数次得手，多次“拎”走了大包也没有被发现捉住。他把“大包”都堆放在自己床下，甚至没有打开过。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命运有了转机。有位返乡女知青花钱跟他学画，他教的很有成绩，从此跟他学的人也多了起来，收入也多了。这次转机不仅经济上得利，而且与那位女知青发生了爱情。这个信息传到老婆耳朵里，老婆怒气冲天，带了一帮人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揍了一顿。美术老师气死了，坚决离婚，老婆带人撤退时撂下一句话：“死了这条心吧，甭想，除非你死了！”死，他不敢，但敢去蹲监狱。于是，他喝了点酒，当晚又鼓足了勇气去拎大包，又很得手。夜里十一二点了，他拎了大包，从东单路口回家，走累了，在“青艺”前的台阶上（现在的东方广场前）歇一歇。那时正是八月，小凉风一吹，他倒地枕着大包睡着了。70年代中是阶级斗争意识最强、最敏感的时期，夜里到处有“首都民兵联防”巡逻，何况是在人流熙攘的长安街上。联防的民兵一看他这样子，马上断定这是“新动向”，叫醒他，问大包是谁的？回答说是我的，问他有什么，他傻了，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就这样他终日向往进监狱的日子到来了。
联防队员把他送到不远的“炮局”，进了治安拘留所。警察一搜查他的家，许多未开封的大包还堆在床下，还有他的日记，记录着与女知青恋爱的经过及种种让外人看着肉麻、当事者看着温馨的信物。于是，他升级了，被送到K字楼，签了逮捕证。预审时，一场幽默的对话开始了。他与预审员完全是两种话语，仿佛是两个星球的生物。预审员一看到他记载与女知青两性生活的日记，斥责他的种种流氓行径；而这位江南秀士则大讲爱情的伟大和甜蜜，怎样激发了他新的生命和重新生活的动力。预审员斥责他对工农兵的背叛；他讲自己一生的不幸和命运的关照。预审员讲知识分子应该接受工人与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他讲家庭暴力。预审员说他“五毒俱全”（又偷，又流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把这位教师气得七窍生烟，因为他从不贪财，连拎来的大包也未打开过。狱中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有人还能惟妙惟肖地模仿这场精彩的对话，胜过现在一些矫揉造作的小品。后来这位江南秀士以流氓盗窃罪被判五年，送去劳改农场，但还是没有离成婚，在监狱中，家属一提离婚就批准；如果犯人单方面提出离婚，家属不同意，这是谁也没有办法判离的。有的犯人调侃他说，政府判你“有期徒刑五年，监外管制无期”。就是指老婆大人统治更苛于监狱。
一监有一些特殊的规矩，是阅读反映监狱生活的小说中还没有遇到过的。如对女犯人有个规矩就很奇怪，我说这规矩体现了国粹精神。女犯人如果在监狱中碰到男犯人（这种机会少之又少，因为犯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活动都在筒道里，只有本队的犯人和看守，男犯人根本就看不到异性，连每周来一次给犯人诊病送药的医生都是男的），女犯人必须马上转身面壁而立，等男犯人离开之后，再回转身来办自己的事，该去哪儿去哪儿。不知道最初为什么定下这个规矩，是女犯人比男犯人还低一等，还是古人所谓“冶容诲淫”、怕让关久了的男犯人产生性冲动呢？不得而知。
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