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反应与社会舆论
7月10日以前，神仙会阶段，发的文件不多，大体是有关速度和比例关系的资料（主要是国家计委编的），以及干部和党外人士对大跃进的看法。
（《内部参考》、《经济消息》、《零讯》等内部刊物所载）这些都同18个问题纠“左”有关。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到会议原来的目的。7月23日讲话之后，毛泽东自己批发了一些反右文件，其中有《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及《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等，还有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食堂”的事件。恰恰是这些材料如实反映了当年的真实情况。由此可以说明，我们几个人的会内会外议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干部和群众的许多议论，实际比我们谈得尖锐而深刻，也更全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议论。
1959年5月间，当讨论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巩固公社方针时，江西党校80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初步鸣放后，对1958年大跃进有如下看法：1.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2.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是得不偿失；3.粮食、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就是农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对公社化运动提出这样一些问题：1.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2.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3.没有高级社优越，“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听说人民公社好”；4.搞人民公社化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
关于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认为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把两种所有制转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有不少人认为“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省、地三级应负责任，因为决议本身就提出先搭架子，由公社统一核算、自负盈亏；武昌会议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比苏联容易；北戴河提过工资制改为供给制等。也有人认为上下都应负责，风由上面刮起，到下面就越刮越大了。关于公社生产方针，认为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时过早，原料、技术、设备、产品、销路等环节，问题极多，且影响农业生产，容易造成劳民伤财。公社仍应以农业为主，工业放在从属地位。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应该取消，应增加社员收人。都认为公共食堂并非共产主义因素，有三大坏处：排队、抢食、浪费粮财；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能要。
在5月间讨论经济形势时，天津市各区党员干部对1958年大跃进有以下种种看法，部分人抱有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1)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粮食不够吃，市场空前紧张，“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成了盲目发展，是冒进了”。(2)工业跃进了，农业没有跃进。(3)政治跃进了，经济没有跃进。经济损失很大，集中表现在炼钢上。大炼钢铁有四大害处：一、影响秋收；二、影响整个工业生产；三、炼出的铁不能用；四、国家赔了23亿。结果是劳民伤财，全面紧张。（4）生产上跃进了，生活上倒退了。（5）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对农民的觉悟估计过高，忽视农村的现实条件。”“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等等。
六七月间，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自由议论学习中，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看，认为办人民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也太急太猛。
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全民炼钢”的口号不对，“小土群”可以不搞，1070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因为这是领导上主观主义的规定。要算政治账，但也应算经济账，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赔的钱可以进口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也使政治影响不好。“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满足不了经济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广州军区据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这个材料是彭德怀提供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中国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事业后退了，说：“1956年好，1957年较好，1958年成问题。”他们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说“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
“苏联建国40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10年，就什么都‘公有化’了”。“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位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讲这些话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职务，汇报材料中说，这些人“政治上一贯落后”、“有一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重点批判对象”。上述少数部队中下层干部谈的，当然主要是当时农村情况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