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右：邝老五，2013.10.26）
故事撰稿人：马萧
受访人：邝老五
采访时间：2014年8月30日
受访人简介：邝老五，四川阿坝州人，藏族，艺术家，1975年出生。2012年9月26日，邝老五与其他几位艺术家一道，在北京通州区宋庄艺术区从事行为艺术，举横幅抗议劳动教养制度，被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的罪名刑事拘留。10月26日被取保候审。
半年之后，由于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在中国大陆土地上运行了五十多年、残害无数普通中国人的劳动教养制度被彻底废止。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被逮捕的具体经过。
邝老五（以下简称邝）：2012年9月26日，我和其他几位艺术家一道，在北京通州区宋庄艺术区小堡村委会门口从事行为艺术，举横幅抗议中国大陆的劳教制度。当时，来了很多警察，包括协警、警察、国保，后来，他们将我们这些艺术家全部带到了派出所。做完笔录之后，有四位艺术家随即被释放了，我和另外一位艺术家被刑事拘留，然后送到了看守所。“刑事拘留通知书”在之后寄送到了四川阿坝我老家的亲人那里。
我被送进了看守所已经是当天深夜一点多钟。此前，派出所和看守所两个单位要办交接手续，这个过程大概持续半个小时左右。另外，还要做身体检查，如果派出所送过来的人身体不健康，看守所一般不会接收，因为在押人员在看守所的羁押期内死亡，看守所要对此承担责任。但是，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这完全由他们内部来决定，很多患有严重疾病的政治犯、思想犯以及良心犯，看守所都照样接收了。
马：请谈一谈你进看守所之后的经历。
邝：首先，派出所将我移交给看守所的狱警，狱警俗称“管教干部”。进看守所的第一道关，你必须双手抱住头部，绕在脑后，蹲下，那个样子有点像战俘，向狱警介绍自己，这个自我介绍是有内部规矩的，应该说：“报告管教干部，我是****。”对于我们这些新进去的人，会有专门的警察教你。
我被直接分到了“严管号”，所谓的“严管号”，就是这些在押人员犯的事情有可能比较严重，必须和普通的在押人员区分开来。因为这些在押人员提审的次数可能会比较频繁，所以“严管号”通常排在离提审室最近的地方。
我所在的那个“严管号”，杀人者大概就有四、五个。重刑犯人一进“号子”就要上铐子，包括脚镣、手铐，这是第一道菜，必须要吃的。一般要铐上半个月，如果这位在押人员表现好，比如，配合预审警察的调查、审讯，服从“牢头”管教，等等，就有可能会摘掉其中的一件。脚镣重达十多斤，中间用一根很长的粗锁链栓着，被带上脚镣的在押人员必须把铁链子撸起来，才能正常的走路，所以带脚镣的人走路的姿势都是猫着腰的，长期带脚镣的在押人员脚跟处会红肿、溃烂，手铐也是如此，吃饭、洗澡、入茅都得铐着，有一个残病在押人员，他的手腕都被铐烂了。我那个“号子”一共关押了二十五、六号人，看守所的在押人员是流动的，平时不断地进进出出，平均算下来，这是一个总体的数字。
马：请谈一谈你在看守所的生活体验。
邝：“号子”里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利用在押人员来管理在押人员。监室的“老大”、“老二”这些“牢头狱霸”由狱警指定，狱警通过他们来控制和管理在押人员，建立一个“丛林法则”，用“弱肉强食”来描绘它的本质是最合适的，打个比方吧，所有在押人员的钱，家属、朋友有时会给我们存钱，所有的这些钱必须交由老大来集中管理，这些钱必须通过他们才能到达在押人员手中，因此他们也就有了权力，利用这种特权来剥削和掠夺同监室的其他在押人员，而这种行为是得到狱警支持的。我的朋友给我存了800块钱，但是，这笔钱实际上是由“老大”来支配的，我只花了其中的一百多块钱，其余的都被他占用了，大部分用于他自己的消费，买烟，买鸡、买肉，等等，他还会从中拿出一部分去收买同监室的他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一些人，作为他压制其他在押人员的工具。有时候，他不一定单独买食物给他们，比如，抽烟的时候分发给他们一支烟，或者，吃鸡的时候给他们一块鸡肉，通过这种收买的方式来笼络人心，维持“号子”的等级制度和基本秩序。
还有，在押人员是没有任何人格尊严的，包括“牢头”也是如此，有时候狱警训斥他们就像对待畜生一样，在狱警面前，他们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满情绪。但反过来，他们会把这种羞辱发泄到其他在押人员身上。
至于普通的在押人员，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刚进来的新人，看守所里的很多内部规矩他们都不懂，无论是谁，都会因为不懂规矩而受到惩罚，这是一个逐渐被奴化的过程。首先是背监狱教规，你背不了就受到惩罚，罚你劳动，洗碗、叠被子，等等。在押人员在“号子”里是没有任何隐私权的，比如，如厕，同监室的所有在押人员都能看到，洗澡也是如此。并且，你在看守所的任何一点权利都有可能成为被“牢头”利用的对象，成为他们手中的特权，成为一个整人的工具，比如，刷牙的问题，这个牙膏都是用在押人员的钱买来的，“老大”不会出一分钱，但是，他把牙膏进行集中管理，因此，在押人员在早上刷牙都要排队挤牙膏，他专门安排了三个人来挤牙膏，如果你不听话，他就会招呼这些挤牙膏的人，不要给谁谁谁牙膏，光是这种方式就处罚了很多在押人员，让那些受处罚的在押人员低人一等，不仅仅是低于这些牢头狱霸，而且还低于同监室的其他在押人员。
这方面的例子简直太多了，比如上茅坑，那茅坑不是你想上就能上的，你要很卑微地坐在炕上，规规矩矩的，双手平放在膝盖上，说：“报告管教，我要放大茅。（大便）”，或者“报告管教，我要放小茅。（小便）”。在整个过程中，你要看上去一本正经的，因为幽默和轻松自如会破坏“号子”的恐怖和惩罚气氛。只有当“老大”对你的表现感到满意时，他才会高高在上的回应你：“去”。然后，你要说“谢谢管教”，回答的时候声音必须响亮，要有那种感恩的味道。
还有一点，你必须要用看守所内部的语言来生活，比如，“放大茅”，你不能说是“我要拉屎”，或者说“我要上厕所”这样的日常生活语言，这样的话，你拉屎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再比如，“放小茅”，你不能说“我要撒尿”，或者说“我尿急”，如果这样说，你就不得不把尿憋在裤档里，等到下一次重新排队放茅的时候。
在看守所的常用内部语言中，“报告管教”、“谢谢管教”这类的话语用的可能是最多的。提审的时候，你必须首先跟牢头道别，其实是向他汇报你的去向，你要这样说：“报告管教，我要去提审。”意思是让他批准。在说话的同时，你要向他鞠躬，请求他批准，牢头会回应你：“去。”等到第一道程序走完以后，狱警就会打开“号子”的铁门，你再对这个狱警鞠躬，说：“谢谢管教。”由狱警押着你去预审室。我们这个“号”离预审室比较近，但也有五、六道铁门要过，每过一道铁门，每打开一把门锁，你都要向那些狱警鞠一次躬，要说一声“谢谢管教。”
每提审一次，都要低三下四地鞠十几个躬，说十多次“谢谢管教”，这种感觉非常难受，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屈辱和压迫，甚至让你自己都自惭形秽，自己看不起自己。你的人格尊严被冒犯，但你对这种局面却又无可奈何，不得不说这些违心的话，做这些违心的事。
马：面对这种羞辱，那看守所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反抗者？
邝：有，主要是新来的人。他们常常因为不了解看守所的生活规则，面临惩罚。有些在押人员在进来之前也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因此，他们一开始并不把看守所的规则放在眼里，但是，不用过多久，他们就会屈服。
看守所对待这些反抗者的惩罚方式有很多，第一是暴力殴打，这是监室里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如果有在押人员不服从“管教”，老大就会安排手下对其进行暴力殴打；第二是上脚镣、手铐，如果殴打之后，这些抗争者还没有屈服，“老大”就会报告给狱警，说这个在押人员违反监规，不服管教，狱警就会拿来脚镣、手铐、紧胸衣、头盔等这些惩戒工具，用在他们身上；三、取消这些抗争者的睡眠，等等，像这样的整人方法还有很多，总之，看守所有很多方法让人屈服在那些监规之下。
有一位新人，体格非常健壮，刚进来的时候带着黑社会老大的那种派头，蔑视牢头的权威，想挑战他，在“号子”里这叫“换天台”。但是，狱警支持那位“老大”，将这位新人叫出去只谈了一次话，他回来的时候脸色都变了。从此，对这位牢头服服帖帖，再也不敢有非份之想了。
也有一些抗争者，从来不说“报告管教”、“谢谢管教”这样的话，他们完全不接受看守所的内部语言和教规。有一位新人，他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他蔑视“号子”里的所有这些条条框框，结果遭受了很多痛苦，但最终他争取到了一点点自由的权利。比如，在其他在押人员在炕上“坐板”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坐在“号子”地板上“打坐”，修行，练功，任凭“牢头狱霸”殴打，甚至带着脚镣、手铐“打坐”。还有，两天两晚没有让他睡觉，具体地说，他在“打坐”的时候，由“老大”指使其他在押人员轮流看着他，总共安排了四个人，白天和晚上都有人守在他身边值班，只要他眼上眼睛，或者头往一边歪，想睡觉，就往他身上捅，把他捅醒，就是不让他睡觉，结果硬是让他挺过来了。他的抗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争取自由活动的权利，二是争取说话的权利，就是在里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根本不认看守所那一套。他也不交待什么问题，拒不认罪，并且认为警察才是真正在犯罪。到最后，连牢头、狱警都拿他没有办法，就在事实层面放弃对他的“管教”了。
马：在看守所有没有发生过狱警殴打在押人员的情况？
邝：我经历过的这段日子，没有看到过狱警殴打在押人员的情况。在监室里，狱警一般是不直接动手打人的，他们会指使牢头霸狱去做这件事情。有一位反抗者，当面顶撞了站在铁门外的狱警，这位狱警向“老大”使了个眼色，这位“老大”几乎不用下明确的命令，他手下的那帮人就心领神会，围上来。这些人的分工很明确，安排得十分合理，其中两个人把“号子”里的摄像头遮挡起来，其他的在押人员就对这位抗争者拳打脚踢进行施暴。在监室里，每个“号子”都是安装了摄像头的，按规定不许殴打在押人员或者犯人，但是，几乎每个“号子”都少不了这种惩罚措施，只是在殴打的时候，必须把摄像头遮挡起来，这样，这种殴打的场面才不会被记录下来，不会留下任何证据，万一有人追查下来，狱方就会推脱说摄像头坏了，其实也不会有人真正去查，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当暴力完成之后，牢头会恫吓、警告其他的在押人员，要他们作出保证，将来出去之后不能向外界透露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要封住所有在里面发生的消息。
马：请谈一谈您在羁押期内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两件事情。
邝：有一次“放风”的时候发生的故事令我印象很深刻。看守所有专门的“放风”时间，当然在押人员不可能走出“号子”，而是在“号子”里有一块面积不大的场地，专门给在押人员“放风”使用。每天有两次“放风”时间，上午、下午各一次，这个时间不是由牢头来控制，而是由看守所统一安排。时间一到，“号子”通往“放风”场地的自动铁门就会打开，这个时候，所有的在押人员都不能呆在“号子”里，都必须出去，这叫“集体放风”。
只有在“放风”的时候，人才是自由的，身体可以活动，可以在那块小地方来回的走一走。而在“放风”之外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押人员是不能自由活动的，都要一动不动的坐在床板上，在看守所有一个专用的词，这叫做“坐板”。“坐板”的时候，在押人员面对面的坐着，不能交头接耳，不能左顾右盼，每天必须这样坐十个小时以上。整个“号子”只有一个人有特权不用“坐板”，就是监室的“老大”，就连“老二”都必须“坐板”，这是看守所的统一规定。在“坐板”的时候，“老大”就斜躺在床上，微闭着眼睛，监视所有在押人员的一举一动。
还有，“坐板”的时候是不允许“放茅”的，所以像拉屎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特权。一天有三次“放茅”的时间，早上、中午、晚上各一次，拉屎也有统一的时间规定，在押人员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要上完厕所，如果“放茅”的人多，就必须排队。普通的在押人员最多在三、四分钟内必须解决问题，而“老大”和“老二”这两位牢头占去了绝大多数时间，他们有时候往那里一蹲，就是二十多分钟，这样，那些排在最后面等待“放茅”的人就没有足够的时间了。等时间一过，又必须“坐板”了，那些没有机会上厕所的人就只能等待下一次“放茅”的时间去重新排队，有时甚至需要两三天才能轮上一次上厕所的机会，因为“号子”里关押的人太多了，有一个在押人员就直接把屎拉在自己身上了。
有一次，我在“放风”的时候看到头顶的铁栅栏外面有两只小鸟在自由自在的飞翔，我非常羡慕它们，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们很难体会那种心情，那种渴望自由的感觉。我当时还捡到了它们落下的一片羽毛，我把这片羽毛小心翼翼地保藏起来，并在后来把它带出了看守所，作为纪念我在看守所的这段经历，这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在看守所里面性饥渴的问题。我进去之后，那些“老号”听说我是一个艺术家，就请求我给他们画一幅女人的身体图像，我答应了他们。“号子”里洗澡“放茅”的地方有一块完全透明的玻璃墙和我们的生活世界隔着，我就在这块玻璃墙上用白色的牙膏作材料，勾勒出一幅女人的身体模样。大伙就都站在那里，把这幅用牙膏做成的女人身体当作想象中的性伴侣，当场就意淫起来。在“号子”里，因为充满对性的饥渴和性幻想，像做这样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不避讳的，也没有什么羞耻感，有时候，这还是一种打发时间的娱乐行为。
马：谈谈您出看守所的经历。
邝：我在里面呆了整整一个月，说实话，自己也是非常恐惧的。刚开始提审的时候，预审的警察非常严格，按起诉的程序在走，警察问得非常细致。后来因为海内外朋友的声援和呼吁，反响特别大，警察的审讯过程就开始走过场了，在一起就随便聊，他们也随便记，从我们之间的对话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们自己也在找台阶下，这样的提审经历大概有七、八次，平均算下来四、五天就有一次。由于精神上的压力、恐惧和生病（我在里面有一段长时间的重感冒），等到出来的时候，我一共瘦了十多斤。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当时有七、八位朋友专程来接我回家。
我想特别说明这一点，是用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作一个见证，说明海内外舆论和媒体的关注和声援对于改善身处困境之中的政治犯、良心犯的待遇会有非常大的作用，并且这种效应往往是立竿见影的。
定稿：2014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