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赵紫阳先生在北京去世。当局并没有为这位前总书记举行一个庄严的葬礼，或起草一份体面的悼词，而是以新华社公报的形式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消息，称他在之前的学生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这是共产党的政治审判法庭给被告的政治生命开出的一纸终审判决书。
对于我来说，这位老人的故事更像是过去的世代里遗留下来的一份政治遗产，意味着一份来自党内的改革主义“神话”从尚未开始便匆匆宣告结束的失败记录，它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但对今天正在上演的事情依然有其特殊的启示意义。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赵紫阳都应当属于这样一类人，首先，他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与其党内政治对手的分歧并不在于这个党本身的领导权的合法性问题，或者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的认知程度上面，而在于这个党行使权力的方式，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份终审判决书上的措辞并没有将赵紫阳列为党的“叛徒”，只是将他视作一位“犯有严重错误的共产党人”，我认为这一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其次，赵紫阳是一位还存有个人良知的共产党人，他有着自己的政治思考和判断力，这在以平庸和缺乏想象力著称的共产党内部是颇为罕见的，虽然，他的独立性和思想深度最终还是受制于共产党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框架的种种桎梏，有其致命的缺陷。
这种深刻的矛盾在于，赵紫阳认为共产党的权力运作可以通过平等的协商、对话，取代传统的命令方式来进行，后者意味着一种政治上的独裁统治。换句话说，他认为一种仁慈的、开明的、人性化的权力运作方式同一个极权的列宁主义政党可以并驾齐驱。显然，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理想遭到了来自党内同僚们的共同抵制，并以“反自由化”的外部形式表现出来，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事后，他都不愿意面对这个简单的事实：这不应仅仅归罪于党内保守人士的个人偏见或者是党内权力倾轧这些东西，像表面看上去那样，这恰恰是他本人为之付出心血的这个党本身设定的权力原则所无法容忍的。
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服务于“权力垄断”的特定概念，它借助这种意识形态的外观形式赋予共产党的权力以合法性。足够真实的是，一方面，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他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建立在党内核心成员的政治认同上。因此，像许许多多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他必须在日常的政治思考和实践中抽出主要精力来协调、平衡、处理这些复杂的政治关系，小心翼翼地捍卫隐藏在意识形态外表之下的权力的真正实质。另一方面，他对共产党的真实权力基础的认知程度却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权力的游戏规则建立在——也只能建立在社会最底层的无权者们的普遍沉默之上，而让那些天性具有怀疑精神的人们保持鸦雀无声的方法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分层制的社会等级制度，并最终以其掌握的安全可靠的武装力量（警察、军队、情报系统）来加以实现，它的有效运作并不取决于这种权力本身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事实上，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恰恰在于激活人们潜意识里潜藏着的质疑能力。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与真实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完全脱节的，通过这种脱节，使得权力真正得以确立。显然，赵紫阳并没有完全看透这种权力的本质，或许，他真诚地相信只要党内的最高决策阶层协调一致，通过一个“权力修正法案”就可以消除这两者之间的鸿沟，而事实上，正是这条鸿沟的存在成就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的总书记的政治地位，并藉此获得巨大而又真实的权力，使得整个世界俯下身段去倾听他的声音。
作为一个经历过土改运动、反右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党残酷的内部权力斗争中幸存下来，并且在之后的1980年代登上权力顶峰的共产党人来说，赵紫阳一定意识到了在真实的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比如，在这种社会主义内部，人们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后果——他肯定知道，许多人因为说错一句话，就永远失去了在这个体制内任职、升迁的机会，甚至面临被逮捕、被猎杀的厄运，无论这个人的功劳有多大，职位有多高。更多的人在这种现实的威胁面前被迫对任何事情不闻不问，作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他们变得沉默不语，或者主动去撒谎，去迎合，去努力装作相信自己并不相信的事情。
他肯定十分熟悉这种荒诞的会议场景：一个人正襟危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照本宣科的念着演讲稿子，心不在焉，而其他人在下面谄笑着拼命鼓掌奉迎，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在周围晃来晃去，像刀子般锋利的目光冷酷地扫向每一位与会人员，审查他们的政治忠诚；他也肯定清楚这种寡廉鲜耻的权力勾结现象在党内盛行——那些忠诚的共产党官员们在上司面前表现得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和诚惶诚恐，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指标被迫弄虚作假，并因此得到升迁、重用，那些坦诚说出内心真实想法的人则被视作一种无能的表现。
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而这种盛气凌人的权力则视他们的存在如糠秕，如草芥，等等。不难想象，很多事情他都能够感同身受。对于一位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种吞噬人性的作法是令人反胃的，这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实践。也许正因为如此，当这样一个人物登上权力的顶峰，产生改革制度的内心冲动，希望改变这一局面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赵紫阳却无法轻松地跳出这个体制的思想束缚，去全面地思考问题产生的根源。因此，他的改革目标也仅仅局限于建立一个民主的、相对透明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然，这位开明的共产党人仍然深受马克思的陈旧思维和列宁主义权力观的牵绊，而“人权”这一普适的概念在当时很难纳入到这位政治人物的改革视野之中来。
19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是赵紫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本质上，这场运动是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权力原则与社会的民主诉求这两股力量发生冲突的表现。当民众一旦开始质疑这种权力的正统原则，不再被动地满足于沉默的屈辱，冲破集体恐惧的牢笼，对于这个党的权威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危险讯号。它意味着党的权力基础在迅速地流失，这种内在的深刻矛盾打破了表面一致的虚假和平，并被公诸于世，赵紫阳显然大大低估了这种自发的社会运动的示范效应以及它对于这个党的政治冲击力。
事实上，在共产党的权力原则里面，不可能包含政治对话这一备用选项，除非这种对话是为了更有效的为这种统治性的权力服务，因为这种权力原则是绝对主义的，一种真正的政治对话形式的存在对它而言足以致命。在我看来，赵紫阳在这一政治事件中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政治迷失，他的个人性格和精神分裂的状态在两股力量的真实对峙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并最终影响到他的政治判断力。一方面，作为一名具体的人类成员，他拥有正常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情感、良心和道德原则；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从来没有产生过要背叛这个党的想法。因此，置身于这一政治冲突的最前沿，赵紫阳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作为一条崇尚权力的独裁主义政党的“党鞭”，他没有选择同这个党的内部纪律保持一致，以党的权力的忠实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去化解这个党面临的政治危机。我认为，这是他的人性使然，原因在于对党而言，化解这场危机唯一可行的办法只可能通过镇压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的对话失败只是确证了他心目中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政治实践中的不可行性，从而为这个党彻底抛弃他的作法找到一个现实的借口。）然而，作为一名人类社会的具体成员，他又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挣脱共产主义体制的思想枷锁，同自由的社会运动站在一起，成为一名反极权的民主的政治反对派，他的党员身份和正统观念不允许他去尝试这方面的思考和行动。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上的游移不定，使他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一个可供立足的真实位置，他被抛掷到一种游离于历史事件之外的虚无状态之中，也注定了他生命中的悲剧色彩。
显然，这并不是悲剧的全部内容，而仅仅是悲剧的开始。即便是在他失去权力的日子里，赵紫阳的诸多政治思考和对他自己的行为所作的辩解，依然是一种典型的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他思考政治的起点依然建立在这个党的统治的根基之上，与共产党的这种精神和历史渊源，使他最终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自由人。无疑，他始终在关注这个党，关注这个国家的命运。从党内政治改革派的角度，赵紫阳发展出自己对于政治改革方向的理解，他希望通过党内的民主化改革最终达到整个社会的民主化目标。然而，他始终不愿正视这样一个政治现实——这个党的权力组织原则本身才是民主的真正敌人。而从权力运作方式的角度，他虽然认识到议会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他却念念不忘地希望将共产党这一极权的政治组织纳入到议会制度的权力运作框架之内。总之，他并没有反思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正是导致他在之前的政治事件中失败的真正根源。在某种意义上，赵紫阳成为一名被“共产主义蛰伤”却永远也无法“痊愈”的悲剧式人物。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在善与恶的对决面前，他选择了同自己的良心站在一起，不计后果。这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政治和权力角逐的范畴本身，而是注入了一股深刻的道德内涵。他的正直、他的勇气、他对于自我的忠诚，以及他的自我牺牲精神，都表现出了与昨天和今天的共产党人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在被压弯了的民族脊梁之下，他的存在让人们能够有机会透上一口气，去追忆那种人性的曙光；在平庸而又自私的当代共产党人身后，他的存在让我意识到，对共产党人的习惯性的鄙视目光有时候并不完全正确，在那里，曾经还出现过一位追求真正尊严的人。因为这份尊严的感觉，他会不时地在社会心理的潜意识层面提醒人们注意，我们今天的生活也许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
然而，这位老人的故事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思考，去警惕——多出现一些党内改革派的英雄人物，多一份对这个体制的乐观期待，对于社会而言，是否意味着会多一份危险！
初稿：2012年8月20日
定稿：2014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