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本杂志上登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条河的两岸都生活着一群鹿，在左岸有狼，右岸没有狼。几年后人们发现左岸的鹿，群体在扩大，鹿群的生存能力在逐步提升。而在右岸生存的鹿群因没有天敌，群体素质在迅速的恶化，最后健康的路竟然所剩无几了。无奈之下，人们在右岸也放一些狼，当鹿有了天敌之后，生存的本能逐步的提升，很快的，鹿群有繁殖很多。
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中原的农耕文明在一个朝代的发展中已经显露出很多的弊端，为政者已经不能承担起沟通“天地人”三才的作用，只是成为一个不顾百姓死活的既得利益集团。
当为政者不能以解决百姓疾苦为己任，顺应天道，力挽民心，那当祖上的阴德被耗尽之后，那亡国之日也就到来了。江山就会被易主。从全局角度上来看每一朝都有每一朝出现的意义和作用。如果生命是有轮回转生一说的，那么当朝代改变，对应的文化、服饰、语言等都会有较大的改变。那么这些“改变”从哪里来的呢？不可能是凭空掉下来的呀！
这就反映出神传文化的基本主旨：一切都是神在有序安排。不同的民族所带给人不同的文化，这是神所安排在人间的具体表现。那么这一切目地是干啥呢？为了今天。
还记得在风靡全球的“神韵”演出中有关满族的节目，从大清仕女到康熙皇帝的卫士，有柔有刚，端庄与豪放并举，让全球观众大开眼界。
如果从轮回的角度来说，全球中的很多人都曾在中土的某一个朝代或者很多朝代呆过，今日用某一朝代的文化展现，来唤起一个生命深处的记忆。让他（她）明白生命非一世，明白生命来到人间的根本目地：是为了等待能把自己救度回天的大法。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神安排某一个朝代的出现不仅是给人奠定文化，同时也是在展现他们自己的造化。为的就是等到大法洪传人间的时候，这些都能被选择上。这些神也算是做了好事。
好了，话不远说。
也许在宋朝时候，当时的金朝因为过于野蛮的劫掠原本富足的宋王朝，结果最多是跟宋王朝隔江而治，没能一统全国。在这期间蒙古的崛起让金国遭受了灭顶之灾。
也许金国被上天赋予了给中原王朝增加危机以强化中原民族的生存能力的使命。即使被蒙古与南宋灭国之后，女真民族依然蛰伏于东北，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完成其被神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努尔哈赤（1559——1626），属于建州女真族（满族的前身），爱新觉罗氏，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是清朝的前身)。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在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他的祖上曾经被明朝皇帝封为建州左卫，晋升至右都督。
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父亲在明朝军队与女真族作战时被明军误杀。同时明朝的官员与商人勾结，不断的勒索女真人；而女真内部也出现了互相攻杀的局面。这一点跟当初的成吉思汗的处境很类似。也许上天要降大任于这个人就先让这个人处于种种困境之中，当这个人冲破重重阻力，最终上天才会将大任给他吧。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时，只有甲十三副部众三十人。努尔哈赤，面对险局，毫不动摇，知难而进，身先士卒，顽强抗争。他慎时踱事，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在关系到一部、一国盛衰兴亡的用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强调了六项原则：一是必须任用贤人。二为不论亲疏门第，公正举人，“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三系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用以辅理国政”。四乃举贤贬奸，因“善良公正之人不举不升，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不贬不杀，则不肖者何由而惩”。五是奖惩分明，功必赏，过必罚，“有善行者，虽系仇敌，亦不计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虽亲不贯，必杀之”。六为赏赐效劳官将，视其所需，赐与马、牛、阿哈、食谷、衣服、财帛和妻室。
努尔哈赤重用贤人和厚待功臣，招徕了许多机智忠贞武艺超群的有才之人和猛将谋士，他们献计献策，奋勇冲杀，善理国政，自此，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国势日强，军威大振。另一方面，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制定了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
这样从明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兴师起，取图伦，下巴尔达，斩尼堪外兰，败九部联军三万，十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三十六年内，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诸部始合为一”。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积极建立国家政权。万历三十三年，他自称“建州地方等处国王”、“建州王”、“建州国汗”。万历四十三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所有人员皆须编入八旗。这样一来，使原先来自不同地区、制度相异、习俗不一的几十万女真、蒙古、汉人，逐渐形成为一个在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除夕，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登基大典，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呈告皇天，声讨明国之过，发军征明，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指责明朝政府欺凌自己和广大女真的七条大罪。第一恨为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明朝违背誓言，“遣兵出边，护卫叶赫”。第三恨系明臣背誓，指责建州擅杀出边采参挖矿的汉民，逼令建州送献十人斩于边上。第四恨，乃明朝“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使叶赫将其许聘与努尔哈赤及其子代善之女“转嫁蒙古”。第五恨是，明廷遣兵，驱逐居住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耕田种谷的女真，“不容收获”。第六恨为明帝听取叶赫谗言，遣人持函，“备书恶言”，侮辱建州。第七恨是明廷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并吞的哈达地区。“七大恨”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合情合理的，对激励女真(满族)奋发图强，英勇冲杀，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
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乘隙突入”，轻取抚顺，连下东州、马根单等城堡五百余。 抚顺失陷，总兵战殁，败报至京，“朝野震惊”。
在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三月的萨尔浒之战，以后金战胜为结束。使明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人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军威远扬，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士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天命四年六七月间，努尔哈赤夺取开原、铁岭。 再后来以蒙古增援明军围剿的战役中打败蒙古兵，从此与蒙古结怨。后来努尔哈赤为了减少与蒙古的冲突，而采取优待蒙古人的做法，使蒙古部落越来越倾向于后金政权。
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用诱敌深入的计策，引诱固守在坚固的沈阳、辽阳城的明军出兵，从而将其打败。夺取了沈阳、辽阳。
天命六年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派人迎接汗之福晋和皇子，将建州地区人丁移驻辽东。努尔哈赤这一决策，对促进后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努尔哈赤在“各守旧业”、“计丁授田”的基础上，沿袭了明朝政府的封建赋役制度，并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重用汉人，协调好与蒙古之间的关系。采用一些有利于恢复发展辽东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努尔哈赤虽然是一位“聪睿英勇”的开国君主，解决了不少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进入辽沈后又迅速认清了新形势，及时地采取了“各守旧业”、大量任用汉官等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大奴隶主、大农奴主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不能坚持和彻底推行符合辽东需要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政策，并且由于一向攻无不克、飞跃前进而有些飘飘然了，骄傲专横，刚愎自用，因而从天命八年以后，犯了不少错误，干了一些蠢事。首先是，他不该从“恩养尼堪”转变为大杀辽民。 时有辽民几尽杀光之说，满汉关系极度恶化。在实施新的土地所有政策之时，加重了百姓负担，恶化了底层百姓与统治阶层的关系。
从天命八年六月镇压复州兵民起，努尔哈赤在对待汉官的问题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放弃了原来拉拢汉官、大量任用汉官的正确政策，错误地对他们产生了怀疑，采取了疏远的态度。在处理八旗贝勒和高级官将的问题上，也做了一些错事。因怀疑高级将领，而冤枉、错杀了一些人，让高级将领心寒。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领诸贝勒，亲统八旗劲旅，号称十三万大军，征讨明国，发动了明金(清)之间的第四次大决战。在宁远明朝守将袁崇焕以葡萄牙制的红夷大炮击败之，兵退盛京（沈阳）。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掠西拉木伦，获其牲畜”。五月，努尔哈赤饱掠而回盛京。七月中旬，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八月，十一日，病逝，终年六十八岁。葬福陵，又称东陵（在今沈阳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