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童养媳。贵州风俗里面的童养媳，就是在两家约为婚姻之后，女孩子就已视为男方家的人呢，可以前往男方家居住、生活，等到成年后再正式结婚。在六十年代的贵州乡间，这样的风俗还是普遍的定例。
外公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不识字，年轻的时候除了有点颜值，本身不名一文。民国时代自己没有土地，到处帮佣为生。也许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某次他去邻县的一个地主家帮佣的时候，雇主看他长得帅，干活又卖力没什么小心眼，特别喜欢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最后居然把自己的姑娘许配给他。
外婆是坐着大娇子来的，还带着两个陪嫁的丫鬟。嫁妆虽然丰厚，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并不足以改变外公的境遇。随着子女的增多，让外公家的生活确实日渐窘迫。等母亲出生之后，又遭遇一场大火，烧光了家里的一切，生活之艰难，难于言表。
贵州自古穷山恶水，民风彪悍，重男轻女尤甚。无论家境，女性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母亲七岁的时候，外婆病逝，家中境况更为窘迫，被迫到临近的乡小帮忙。别人家的孩子去上学，她一个七岁的小孩去做饭。回到家中，还要替大哥照顾小孩……对于一个过早失去母亲的孩子而言，生活早早就变成了一场苦旅。
十来岁母亲就搬到了父亲家。包办的婚姻让两人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家人，但是很长时间都是陌生人。爷爷一生彪悍，矢志不渝要在家族中培养一个读书人，父亲就承载了这种希望，好在他也天资聪慧，一路突进，最终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县城里的中学。
去县城读书对父亲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因为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婚姻。他和自己的一个女同学青马竹马，却最终因为可笑的八字问题被否决。这对母亲而言就是一种隐忧。父亲为了省钱，每次回家都是徒步，几十公里的山路要走一天。这个时候，爷爷就会安排母亲去送他。这段每周一次的漫长路途，对母亲而言并不轻松，因为父亲并不愿意说话。父亲因为心疼自己的鞋子，总是光着脚去，母亲的任务，就是抱着他的解放鞋……
对于那一代人而言，各自承受着命运的欺凌，并没有选择的权利。各种挣扎，只是为了好好活下去。
等到母亲十八岁结婚之时，适逢大饥荒，全国上下，哀鸿遍野。饿着肚子的外公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卖了，凑了５块钱，买了一对枕头送给母亲带走。他很愧疚，老实人过了一辈子，女儿出嫁也拿不出像样的嫁妆。送走母亲的时候声泪俱下，父女两抱头痛哭，无法言语。
父亲的读书梦随着文革的到来而破碎，上学无望，回家艰难……走投无路的他只能从军。母亲一个人在家，带着刚刚出生的大姐，完全像一个男人一样，下地务农，操持生计。各种苦楚，只堪自况。
曾祖母年轻时候丧夫，矢志守节，独自在匪患横行的恶劣环境中带大了我爷爷两兄弟。她的示范效应，深深的影响了这个家族。母亲最敬佩曾祖母，耳濡目染，暴烈要强的性格，也许随着生活重压之下，慢慢的形成。绝不允许别人看轻自己。家姐出生之后极为孱弱多病，大家都觉得带不大，母亲绝不放弃，终日把家姐抱在怀里，唯恐意外，以至于手臂受损，落下终身病患。
等到父亲即将奔赴越南参战之时，母亲恰好怀上了我。当时计划生育正在推行，父亲遭遇极大的压力，极有可能背上被处分的风险。母亲对此却毫不在乎，决不放弃，顶住压力东躲西藏，最终生下了我。她一个人带着三个乳臭未乾的小孩去重庆随军，为了给父亲减轻负担，自己去卖冰棍，一根冰棍两分钱，卖一箱，赚一块钱。即便如此，她总是不会卖最后的拿一根，因为是留着回家给我的。她在给我缝衣服的时候总是把前面的口袋做得很大，因为这样就可以在里面多塞几根甘蔗，防止我口渴。
为了让我活得长，母亲按照风俗，从小就把我当做女孩来养，俗称“假姑娘”。我发蒙上学的时候，正式剪发，母亲把那束头发一直留着，压在箱底。对我的溺爱，一以贯之，即便我成人之后，亦是如此。我们母子之间往往没有太多的话，因为无论我多大，在母亲眼里都是孩童。也许对于传统的家庭而言，向来如此。我们之间最常见的表达，就是每次我回家静静的听她唠叨，离家的时候，又默默的看着她流泪。她总是后悔：你小时候我希望你有个好前程，而今觉得宁可你没有出息，守在我身边！
是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愿意做个没有出息的人，终老于那个散淡的小城。这样也许就不会有那个碾碎在车轮下的意外。在机场的嚎啕大哭是我成年后第一次无法自制的悲恸，当我知道即便我赶回去也见不上母亲最后一面的时候。人生有很多意外的离别，但原谅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种。穿越一千多公里的山水，在凌晨的太平间，看见母亲静静的躺着，我总觉得她还会有什么话对我说，而她终于没有开口；我终于有些话可以说出口，她却再也听不见。
整理她的遗物，发现我给她做的皮包，崭新未用。父亲说，这个包，她就是在有客人来的时候，拿出来给别人看一下：这是我儿手艺！
从那以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手艺。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再做下去。也许在每年荒草丛生的坟前，我们还能见个面，我还能叫一声妈，但也仅此而已。
人生归途，至此徐行。
@Suyutong:我与妈妈十余年不能相见，如果只说「母亲节快乐」是何等苍白。
我从小倔强调皮，在学校对抗缺德老师和同学，总是惹事。妈妈遗憾没有温婉的女儿，但她总是相信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
感谢她让我随了自己的心意而活。当年我从电台辞职，没有迎来她的唠叨；从2005年我被国保喝茶直到2010年离开中国的5年间，我们从来没有触碰到话题，都怕加重彼此的担心。
2010年5月，仿佛提前预知了分离的命运，我请父母吃火锅时，不停的给他们夹菜。与父母挤在一张床上聊天到天明。
不久后，我自己的住所被查抄，我被国保和公安带到北京朝外北大街派出所问讯，幸得网友和律师们相助。匆匆别离北京，将可以被定位的手机放在家中，路上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父母，说我会去旅游。
敏感如我妈，罕见埋怨我：你总是帮别人，出了事，谁会帮你啊！我说，很多人。
我出国后，知道他们的压力，他们不说，我也听得出来。不想自己的父母变成人质，我在推特上表明立场：我不会发与父母断绝关系的声明，血缘的关系谁能切得断？但如果当局以他们为人质，我会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前放投影……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我与父母的远程联系，总是充满温情，我像极了一个温婉的女儿，直到武汉病毒爆发后，一次在电话中，我妈妈突然说：你不要总是乱做报道，病毒来自美国。
我爆发了，然后摔掉电话。他们教我诚实，公义，保有常识，可是他们为什么失去常识？是身不由已还是在井中迷失方向。
有很长时间我没有再联系他们，后来我们和解了。我没有追问妈妈说那句话的原因，未来我们相见时，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我，每天爱惜自己的身体、灵魂，希望我们相见的那天，我还是她眼神清澈、倔强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