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发批判“军事俱乐部”（下）
不只是对彭德怀和张闻天，就是对我这样无足轻重的人，康生也不放过。
8月6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作检查，讲到他同高岗关系的时候，说“高岗到朝鲜去了两次，谈到彭真，对延安审干有意见”。康生就插话：“彭真同志在延安审干是正确的，高岗想利用这个口号打击彭真同志，利用一些对延安审干不满的人，团结起来反对彭真同志，李锐就是一个。”康生在延安就说我有杀父之仇，此刻仍继续造谣。
就在8月6日这一天，我在小组作检讨时，外组的一位同志走进来，指着我说：这个湖南老乡的历史要审查一下，他的家庭有被镇压的，延安坐过牢，高岗把他从热河带到东北去。因此，我不得不写一封信辩诬。我声明：
一、我的家庭。共4口人，母亲，两个姐姐，均健在。从我出生不久直到高中毕业，4人都在长沙。二姐是1938年党员，大姐是中学教员，同情分子。两个姐夫是党员。我的父亲是老同盟会员，1922年病逝以前是孙中山一派的国会议员，与李六如、方维夏是好朋友。我在延安被审查时，就有人说父亲是被红军杀掉的，当即由李六如作证澄清。
二、我在延安被审查情况。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我在保安处被审查，原因是有人诬告，有一时弄不清楚的历史上的问题。做了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之后（还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关心），1944年6月释放，仍返《解放日报》工作。我是当时保安处几百人中最早放出来的一个。我对党从没有埋怨情绪。
三、我同高岗的关系。1947年秋高岗到热河。我当时管报社，同他接触较多，替他整理过报告，并被派到农村去了解情况。
1948年他回东北，我同车一起走，是为了看爱人和小孩。后来他留我做政治秘书，同住在一起。接触多了，觉得他对干部有打有拉，工作不负责，靠左右去做，根本不学习，生活腐化，觉得此人不好，甚至有可怕的印象。
留了半年多，坚决要求离开。沈阳解放时，我就随陈云同志参加接管沈阳的工作了。康生的插话是登在《简报》上的，因此我要求《简报》上登一个更正，删去“李锐就是一个”这句话。这时，我已被划入“军事俱乐部”，是要打击的对象，当然不会听取我要求更正的请求了。
形势已经是动员全体与会者揭批“军事俱乐部”了，人人表态，万箭齐发。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都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周惠和我也作了检查。
开始，都不承认有一个什么“军事俱乐部”。大家如实说明了这几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于对形势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这也不是有意串连的结果。
黄克诚在小组会上甚至很激动地说：把他说成是彭德怀的走狗，砍了他的头也不承认。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找他个别谈了话，他终于禁不起大家的耐心帮助，最后还是承认了“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他甚至还承认了“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有较深的影响。……他们卷入军事俱乐部，实际上我是起了桥梁作用的”。黄克诚在检讨中，不止一次说了“不管我主观愿望如何”这话，表明他的过头的检查是言不由衷的。
张闻天与黄克诚一样，在检讨中几次说过“不管主观怎么想”这类话，他甚至这样说：“第一次检讨说是动摇，同志们说，这样检讨还不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我想了好久，主观上是没有这样想的。后来想，光从主观说是不够的，我开始感到同志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后来想”是批判、逼迫的结果。从他检讨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不承认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只是思想上有共同点罢了。比如，他说：“过去我同彭德怀同志是很少来往的。武汉会议、上海会议很少见面。在工作中也没有什么联系。在北京时，有时在中南海见到，没有谈什么。……到庐山，开始是神仙会，游山玩水。中央发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念了社会主义部分，后来会议快结束时，他说对缺点。总结缺点的经验谈得不够，应该强调一下，以便引起注意。这方面是有过些交谈。来往也就多了一些。但也是饭前饭后，时间不长。23日毛泽东同志讲话后，大约到25日止，我同彭德怀同志又谈过两次。以后问题严重了，就没有来往了。”张闻天这番同彭关系的“交代”，细细一体味，是否定所谓“军事俱乐部”的说法的。
即使是“有限的来往”，张闻天也坦诚地说清了原因：“为什么同他来往较多？一方面是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感到为什么不能讲缺点，感到总结缺点经验谈得少了，希望把缺点的经验谈得深刻一点，以后可以不犯。这个思想有共同点。”解释原因的这番话，同样是对着“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