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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实录(67)

决定召开中央全会与毛泽东第三次召见

这时最后一批中央委员已经上山。7月29日开了大区负责人会,研究会议形势。毛泽东大概讲了不要压来压去,要允许相互交锋的话。决定立即宣布召开八中全会。大区区长会开完后,开了大会。毛泽东讲了下面这篇短话:考虑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问题,正式中央委员已到者过半数。会议开了近一个月,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做了两件事:

一、更改指标,上海会议改得不彻底。武昌会议定的指标达不到,但人代会通过了。为更改指标,应由八中全会作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通过。

去年的事情,全世界议论纷纷。苏联无非三种人:觉得有些可惜,改了为好;应当用一切力量来帮助我们完成;历来不相信讲怪话的。西方早说达不到,并说去年实际产量没那么多。英国和日本比较讲了些实话:并非大丰产。同我们现在议论的一套差不多,我们跟这些资本家有某些相通。

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哪一条好?扯了很久,开全会再扯几天,差不多了,双方都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多少时候了,不解开,当面不扯。解开了,以利团结和工作。

此外,还有些业务问题,到8月1日搞完。

《议定记录》文件,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攻倒(主要指“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实际上后来打人冷宫了)。全会发表个公报。

修改指标。下半年要鼓劲。公社怎么办,解散还是维持?用公报的形式来回答。内部扯的一套,不上公报。每天《简报》这么多,有些问题不宜发表。形成一个全会决议,有些同志发议论,民主不够,谈得不充分。想把民主搞够一点。一个月开次中央全会也难,一年四季,一季开一次完全可以。有些事没有充分说,确有问题。8月上旬开全会。全会方式还是分开开小组会。

当时各小组讨论中,有人追问23号晚上我们三个人到黄克诚住处之事。

“湖南集团”的指责即由此而来。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23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活动”。胡乔木大概是考虑到毛泽东原来对我的好感,刚开过的上海中央全会上,因为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第三封信),我还是受到当众表扬的人。

30日一早,得到通知,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我去谈话,谈了一个上午。应当说,气氛还是比较缓和的。毛泽东首先说,他过去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不了解彭黄之间的关系。谈了一些一军团与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还提出人们惯言他们两人是“父子关系”。黄克诚谈了他在三军团工作初期的一些情况,在江西被怀疑成AB团,几乎遭杀害时,是彭总救了他。因此,同彭的私人感情关系始终很好。由此就谈到,尽管如此,但在某些政治或思想问题上,同彭常有争论,有不一致处。毛泽东就说,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理智与感情总是一致的”。

随后毛泽东又谈到“政治参谋长”问题。黄克诚说,我这个总参谋长,当时是主席,是你提名要我当的,并不是彭德怀提名的,“我同彭总的工作关系是正常的”。毛泽东于是说,这些疙瘩要解开。(意指过去不大了解黄克诚的历史及彭黄关系)后来就提到人们有“湖南集团”的说法,同我们几个人不通心,同周小舟尤格格不人,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快点回头。

我们又都谈了些会议情况,当前空气太紧张,许多问题难以分辩。毛泽东说,要容许交锋,容许自由辩论。我们对“湖南集团”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这样,一些老熟人的往来,都成为问题了。毛泽东说,这是一种误会,要我们不必介意。然后又跟我们谈长征旧事,在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先将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否则遵义会议也难开好。还讲到张国焘逼迫南进时,幸亏叶剑英接到电报,先告诉中央,“要永远记住剑英这一功劳”。

毛泽东找我们四人谈话,无疑是要我们不要再受彭德怀的影响,谈起长征旧事,意味尤其深远。这一点,我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

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我颇有点轻松之感,将“解疙瘩”、“湖南集团”是误会等告诉他。田家英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知道内情,我也不便多问。

这时,田家英还告诉我他们的几点看法: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不应当了。慨叹毛泽东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他们还担心总理也被牵扯上。田家英还激动地说: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由于《议定记录》草稿同时挨批,他们也有自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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