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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实录(65)

除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那些赞成和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或同彭德怀看法接近的人,在小组讨论中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

27日的第二组讨论中,有人发言指责陶鲁笳“态度不老实”,说他前几次的发言实际是同意彭德怀的意见的,并且有所发挥;在食堂问题上,他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猖狂的,他不同意“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还另外提了他自己的一条方针;在某些问题上为彭德怀的意见书作了补充和说明。还说陶在紧要关头有摇摆,至今仍掩盖自己的错误根源,躲躲闪闪,隐蔽自己的政治态度。

同一天第四组的会上,有人提出黄克诚的问题:黄的发言是与彭德怀有共同之点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他的第二次发言已经作了初步检查,并且讲到彭总征求他的意见,这是诚恳的。但有一个矛盾使人难以了解,一方面说他当时对彭德怀的若干观点,表示有不同意见;另一方面,他在发言时,差不多与彭德怀意见书的精神相同,而且对人民公社问题讲得很突出,认为可办可不办时不如迟办几年,认为农业成绩估计过高是造成紧张的主导原因,并且把目前紧张情况及党的威信估计得过于严重。对于这些问题黄克诚在第二次发言中没有谈到,也就是还不接触思想。

这个组讨论中还点了田家英,有人说田家英几次为彭德怀解释,并替彭德怀意见书中所说的阶级关系发展成为政治性问题找根据,要求田家英谈谈自己的思想。

前面谈到,26日的小组会上,有人对我的检讨发言不满意,大家认为我没有敞开思想。27日、28日的小组会,在批评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仍继续提到我的问题,除了追查讨论中的发言,还查到了火车上说的“比例失调,好像火车出轨”等话。

28日小组讨论一开始,就要我检查三件事:发言中说过毛主席提出1070(钢产量翻番)的任务后,王鹤寿曾表示为难;还说过从主席提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以后,北京在去年很长时期人们只讲突破平衡,不敢说平衡,是什么意思;关于“综合平衡,比例失调,好像火车出了轨”的说法。

讨论中,又扯出了在中南组发言时说的,“以钢为纲”这句话是否不用为好的话,以及说过的感觉会议有压力,“像空气一样看不到,摸不到”的话。我在讨论中作了些解释,被说成“思想方法没有摆对”,要我“不要一句一句地对”,意思是不要去对说过的话一一作说明。

从《简报》上得知,其他组在讨论中也牵扯到我。第五组27日的会上,罗瑞卿插话:“李锐同志曾向我们——在座的有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刘建勋、周小舟、周惠、李锐和我——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今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所有制问题,如果不是毛主席而是别人提出来,会不会戴右倾帽子?李锐同志这样提出问题不知是什么意思?据我看,李锐在会议前一阶段表示了很多错误观点,而且发展到了相当狂妄。”

28日有人发言说:“还要对几位同志提些意见,如张闻天同志、李锐同志等,读了他们的发言深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感。他们以彭总意见书为纲,有的加以发挥,有的遥相呼应。”“这些同志或从人民公社和农业估产偏高人手大做文章;或从大炼钢铁造成所谓比例失调发议论,把紧张说成像老虎一样吓人!这无非使人相信,工农业并举这条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搞坏了。他们共同之处是:口诛笔伐,火气旺盛。但都喊着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但不论怎样说,毕竟市场有限。人们相信主席的话,嗅出这正是在内外敌人夹攻的紧急关头党内一些人的摇摆罢了。”

当时受到指责的还有贾拓夫。他在26日第三组作检讨,说对彭德怀的信感觉总的精神是好的,没有想到是路线问题。就有人插话:彭德怀的信上说,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难以决断,是不是计委的个别同志向彭德怀诉过苦?会外的传说,是贾拓夫向彭德怀提供了炮弹。因此贾拓夫一直较紧张,后来在全会批彭德怀时,他把去过彭德怀家几次这些生活琐事都被迫作了交代。

万毅也曾经表示基本同意彭信的意见,也感到会议上谈缺点时有压力。26日作长篇检讨时,他还是解释为什么感到压力问题,是由于邓洁发言谈缺点时,组长即说,专找缺点一千条、一万条也有。使人难于讲话。

7月23日到29日之间,我同周小舟、周惠还是有些来往的,田家英也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这期间,田家英还告诉我一些重要情况: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毛泽东独自在房间时,林克(英文秘书)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这种狂风暴雨的党内斗争,周小舟大概是第一次经历,他有一种很悲观的思想,同我谈过,很想“挂冠”,去搞个农场,甚至说,不如“出家”。

修改自己的发言稿时,他改不下去。谴责彭德怀的信,“良心上过不去”,欲哭无泪。周小舟已感到此次在劫难逃,同周惠谈到伤心处时,他向周惠托孤,惹得周惠也大哭一场。周惠特别不满意柯庆施等整我们这些“小人物”,同我谈过,认为我们这次大无防人之心,“防御工事没做好”。周小舟也曾想一人去找毛泽东,交代清楚“二十三日夜”之事,同黄克诚、周惠、李锐三人无关。我向二周转告了田家英的关照之后,觉得必须作最坏的打算了。约定三人之间所谈的种种“危险”的东西,如同烧掉一般,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再提了,免得情况说不清楚,搞得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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