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向自己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不去研究什么是当前形势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不强调全面地去总结经验,首先是正面的经验?为什么不强调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为什么不强调要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偏要片面地强调或夸大缺点,强调总结反面的经验?”
对“左”的错误有切肤之痛的张闻天,根本无法解开这些“为什么”,只好归结为:对大跃进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总路线还有某种程度的摇摆,积极支持不够,干劲不够,表现不够坚定。
他承认:“主席说到立场问题、动摇问题,我是有这个问题的。”“看到了我的问题,我也就想到彭总的信,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我认为主席在这方面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张闻天提到错误产生的原因:首先是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运动,对群众的思想感情体会不深,对国内当前的主要政治动向认识不清;其次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的老毛病还没有完全克服。在结束检讨发言时,张闻天表示:愿意撤回在上次小组会上带有错误偏向的发言。
26日,经过两天反复思考,黄克诚(在第五组)作了检讨。他说,自己19日发言的缺点,还不在于多讲了已经过去了的缺点,而在于对当前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听主席的讲话,受到极大的、深刻的启发和教育。去年具体工作中的那些缺点,应由全党来负责。绝不应该由主席负责。“我是中央书记处的一员,有我应该负的责任。”上山后,才看到彭总的信。我同他说:你有意见写信告诉主席,是好的。但信中对某些问题的提法和用词不妥当,特别是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很不好。对信中所述意见的错误性质认识则不明确,没认识到其思想具有当前开始露头的右倾代表性,总的精神是错误的。
黄克诚最后谈到他曾经反复考虑过建设速度的快和漫的问题,认为在没有掌握建设经验的时候,虽然慢点可能少出些乱子,快点可能多出些乱子。但根据主客观形势和条件,宁可承担些乱子,把速度放快点比慢点好。自己在思想方法上有一个极大的毛病,一个问题或一件事物到我面前的时候,常常把困难和不利方面想得多,对有利方面想得不够,因而在实际行动中,常常谨慎有余,进取不足。这也是对党内发生某些“左”的现象比较敏感,对右倾偏向嗅觉不灵的重要原因。
周小舟在第二组,直到27日,他才作长篇发言,他的“觉悟”较慢,他仍较多地回顾去年湖南的具体情况。因此,人们频频插话,柯庆施更不断质疑,追问周小舟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周小舟则讲他对总路线从未动摇,也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自问没有把三句话割裂开来。主席讲话,自己毫无思想准备。对彭总的信,原说总的精神是好的,同意的,某些提法、词句可以斟酌。听了主席讲话,才认识到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才感到这封信是不对的。最后承认上次发言是错误的。人们对周小舟的发言极为不满。
23日之后,彭德怀就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23日晚上散步时,他遇到聂荣臻,聂荣臻问他对毛泽东讲话的感想,他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这是他对过去许多历史误会一贯持有的态度。聂荣臻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党有利。他反复考虑,毛泽东讲得那么严重,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否则弯转不过来。但要全部否定自己,也觉得不合实际。因为信中并没有反对大跃进和总路线,许多问题讲得并不错。24日下午在第四组的讨论中,彭德怀有一些插话。
他说:“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正确,我是不怀疑的。对小土炉问题,我本意是想批判‘得不偿失’的说法,但未写清楚。我也想把工业搞得快一点,但看到范县的文件,感到搞得急了,又听说山东耕牛死了1/4,济宁专区的灾荒我也很关心,在捷克时还打电话回国问情况,对这些情况,我又确有点忧虑,思想上发展了片面性,失去了主要的方面。”
谈到写信的事:“开初,对把信印出来有点不高兴。我曾想:我与主席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这封信是写给主席一个人看,请他指示的,如要印发作为意见书,我就要仔细斟酌一下。晚上想想,发下来作为反面教材有什么不好。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我自己,让大家斗一下,把模糊的东西搞清楚一点。争论印不印,是不对的。我的这封信,印出来有好作用,也有坏作用。坏的方面,如果领导不强,会有很多人被迷惑,会打击积极性。当然,由于有毛主席的领导,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信中缺点写得很多,缺乏分析,意思没写清楚,不是因为仓促,是思想方法有问题。”
彭德怀还说:“为什么写这信给主席?华北会议我得到一条重要的教训:我这个人是旧军官出身,有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容易犯上。有了那次教育,对此有所警惕,所以有一些想法就写信给主席。”这些插话半是检讨,半是解释,他显然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