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地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
你们弄真成假，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有的；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头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
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这是一方面。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
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