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平衡的问题，当时也是很有争论的。有的人以“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范畴的法则，为大跃进出现的严重失调辩护，甚至认为就是要冲破平衡，不平衡是好事。《记录》中“综合平衡”一节是我起草的，内中有四句话：“统筹安排，供需协调，瞻前顾后，合理布局。”
因字数所限，没有展开讲透。《发言》明确地说，经济建设就是要找出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利用相对平衡制定经济计划，要使之大体是个平衡的计划。遇到某一个方面被突破，便要做到及时平衡，这就是所谓积极平衡。还建议在《记录》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任何产品，都要讲成本，要算账，这跟“算账派”是两回事。用毛主席的话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就是要精打细算。不算账，社会主义是建立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账”，而“政治账”同“经济账”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发言》认为，我们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资金有限，必须根据节约原则，严格控制资金使用，最合理地使用每一块钱。因此，毛主席要大家学政治经济学。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有关的普遍规律仍然起作用，问题在于两者相结合。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部要学，广大干部也要学。
大跃进时期，不按科学办事的事情太多，报纸上放肆地报道，随便吹牛，放卫星，越外国，引起很大的混乱，国外影响也不好。庐山会议前夕，在外交部的务虚会上，张闻天就讲过不要吹，说有些东西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但究竟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证明。因此，《发言》强调，必须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不能随便把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牛。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不迟。但实验室里成功了的，还不等于在生产中也已成功。赶超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
《发言》针对性极强，如此明快而尖锐，几乎毫无顾忌。最后说到根本关键还在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时，尤其如此。上海会议时，张闻天在小组会议上曾说过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问题。《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发言》还特别欣赏《记录》草稿中的一段话：“必须在全党干部中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方法，不要随便扣帽子。”
《发言》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
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所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发言》的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针对有些人对信中某些措词的挑剔，《发言》为之辩解。
特别是关于最敏感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法，为最受攻击之处，就是赞成彭德怀的信的精神的人，也无不多少表示不同意见。惟有张闻天一个人是这样说的：“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促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的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一付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