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张闻天以鲜明的态度、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冒险犯难，直言极谏，完全支持已遭非难的《议定记录》稿和彭德怀的信，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在他发言时，组长柯庆施和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的意见。他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侃侃而言，直抒己见。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
小组会的发言，《简报》一般只刊要点。7月23日之后，这个“副帅”的《发言》记录稿就全文印发下来。（这个记录稿不完整，现在《张闻天选集》所载是根据原始记录重新整理的。）批判时，有人让秘书作了统计：全文8000多字，而讲成绩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个“比例失调”l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议定记录》对缺点及其原因没有展开论述。《发言》说是对《记录》所谈缺点补充一些意见，实际是关于大跃进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对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及其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作了系统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作了理论的探讨；最后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
当时各小组讨论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见，即前述多说缺点，就会泄气，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发言》针锋相对地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我们从前犯过盲动主义，毛主席总是经常提及。
对缺点不要轻描淡写，要采取郑重态度。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我们现在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
《发言》指出，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一些：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办法。
如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新增工人大多，招2000多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实现价值；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等等。从而造成大量资金和物资浪费、积压，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口不能完成等恶果。全民炼钢不单赔了50个亿，最大问题还在9000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也不能丰收。去年什么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
从毛泽东起，当时大多数人还是要保食堂，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一个标志。报纸上曾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批按劳取酬。《发言》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
同时明确提出：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权，这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发言》还精辟地谈到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宣传问题：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不能当做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
关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发言》同意《记录》说的，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但不能以说到此处为满足，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找原因，这样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这也是张闻天发言的主旨所在。
关于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发言》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是对的，但强调过了头，以致不顾实际可能性，这就成了主观主义。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从主观主义进而谈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经验，尤应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