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波也在第二组的讨论中作过类似发言。他主要是谈电力工业的情况，说我们也有指标过高、不切实际的地方，如曾设想过今年装机1000万千瓦，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在提出装机指标时，对制造发电设备所需钢材品种、机械制造能力等未认真研究，总想多搞些，不愿落后影响别人。你可以，我也可以，大家团团转。如果认真研究以上情况，感到不可能时停下来，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电力工业的计划指标过高，我们是有责任的。
刘澜波还谈到彭德怀的信：“关于彭德怀同志给主席的信，有意见就说的精神是好的，主席讲过多次，要大家有话就说，应当提倡这种精神。”
20日上午，朱德（在第三组）在发言中，再次强调帮助农民建立家务的重要性，并且说，不论在工矿企业和公社中，都要加强经济核算，个人也要有核算，这样，日子就好过了，生产和生活就可以安排好了，也就可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毛主席号召我们读书，就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搞通。
彭德怀在第四组。就在21日讨论到他的信时，有一段很重要的插话，说到他写信时的心情：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任何人（包括反对派）也推翻不了，一些缺点也已经基本纠正了；但有些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因此，在肯定了成绩之后，必须正视缺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党。他听说15日要闭会，有些意见未讲完，心里放不下，仓促写了这封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没有能准确表达本意。建议会后把他的信收回。这个插话虽短，但写信的本人听到许多反应之后，已感到不安，感到信有缺点，怕引起不好影响，要收回他的信，以免再向下扩散。按理说，即令对这封信和写信的人抱了成见，本人有此声明，也可以不再追究了。可是这段话，后来也认为是假的，不是本意。
以上扼要地记录各组讨论情况，尽管对彭德怀的信看法不一，甚或有各执一端的，但总的说是正常的发表意见，不过有了更多的、甚至较尖锐的争论。应当说，这是很好的也是正常的现象。其实，当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有个“安民告示”，快点通过《议定记录》，以便下山去抓工作。会议已经开了20天了，都想快点下山。可是，会议形势的变化，不在会场上，而在会外的活动。譬如：有天刘澜波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庆施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广州会议时，毛泽东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过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我连忙将柯庆施的话告诉田家英。田家英跟我谈到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议定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周惠。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史上的宿怨，说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些话都是指着毛主席说的。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还有传言，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说的，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娘”，以及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的话，都传出来了。同时，在小组会对彭德怀的信有看法而不表态的人，有的到毛泽东处谈了自己的意见；或者反映现在会议一个劲在泄气，指标越低越好，大跃进再搞不起来了。这些事实，从以后两天的常委会上批彭时，毛泽东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导致7月23日毛泽东那篇讲话的原因，除开他本身的主观原因外，还有众多的客观原因。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几个人谈过话外，当然还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人怎样在毛泽东面前攻击彭德怀以及我们这些“右派”的，详情虽不得而知，但上述这些传言，肯定都是或多或少讲过的。在22日之前，毛泽东同中央常委同志，肯定没有交换过有关23日讲话内容的意见。我的记录本上，记有7月20日刘少奇提的三个问题：1.1958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2.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1300万吨是否右倾？3000万吨是否“左”倾？
7月19日或20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一直在主持国务院会，在抓计委，急着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
7月22日下午，政治局还开会修改《议定记录》草稿。
彭真上山后，7月22日，由彭真接替周恩来，主持庐山会议的讨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