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也没有对彭德怀的信发表意见。但在后来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我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有一个俱乐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来对付你们那个俱乐部。20日的小组会上，《简报》反映，他只谈了公社问题。他是从供给制这个角度，评价公社优于高级社的。他认为发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所有制和“吃饭不要钱”两个问题上。把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很快变为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步子迈大了一些。“吃饭不要钱”，看来全国普遍实行也有问题。北戴河关于公社决议中，“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精神，仍然保持着。他认为高级社的评工分制度虽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社员收入悬殊很大，有30%超支户，需要救济。这是干部、群众容易接受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社会基础。“我对于这点寄以极大同情。有的高级社不按国家计划，偏重种植价值高的经济作物，这也是高级社所有制的缺点。因此，应当承认半供给制是多数农民赞成的。
四川实行包两头，对老人和小孩实行粮食供给制。公社经过整顿后，占人口多数的贫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食堂对组织生产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出勤率可增加10%至20%，劳动时间增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半供给制和食堂尽管还有缺点，“我是很留恋的”。
22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作了长篇发言。他谈问题的基调同会议初期有了不同，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丝毫怀疑。去年粮食增产30%，工业增长66%，古今中外所无。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党在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局面，而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改变，其价值更是难以估量的。有些问题本来可以避免，是工作没做好，如广东不该提倡吃三顿干饭，土炉炼铁可以不搞，公社化应尽量少搞平均主义等。我跟陶铸比较熟，闲谈时他跟我说过：“我这个人历来是敢打冲锋的。”陶铸确实是一个痛快人，心口如一：“我们在下面做工作，脑子确有点热，因此，出一点乱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不同意不让讲缺点和有压力的看法：“事实上，不仅在中央的会议上我们不怕讲缺点，就是万人大会要我们脱掉裤子，狠狠地打自己的屁股，我们也干过了。”他说，搞运动开始时是要一点“压力”的，运动起来后，就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省一级领导在制定政策、措施时，要因地制宜，严格遵守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还要认真读点书，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并能运用它。农业要发展，主要靠机械化；逐步改善农民生活，搞平均主义是不行的。这次会议总结经验很重要，是在肯定伟大成绩的基础上来总结。“如果中央和省的主要领导干部看法表面一致，实际上有分歧，对下面影响就大了。下面在等待庐山会议出‘安民布告’。”最后，他谈了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人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党内应该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讳自己的意见，大胆讲出不同意见的精神。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时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里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的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就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屡次指出的是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现在我们并未纠正，因此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左’。这样就会把事情搞坏。虽然大家优国忧民来提出问题，结果一定会适得其反。”
在陶铸发言的同时，王任重在第四组也作了发言。他同意赵尔陆的意见，对自己犯的错误沉重一点，可以多想点问题。（讨论中有人对赵尔陆所说“对缺点、错误应该检讨，应该沉重”不以为然，认为检讨是应该的，但不必那样沉重。）过去总喜欢听好的一面，对坏的一面则不那么容易听得进去，或是听了之后心里不如听好的那么舒服。而下面的同志对我们缺点的批评是非常谨慎的，有的害怕提了意见给戴帽子。中央部门有的同志下来看到了问题也不公开对我们提出批评。省级机关下乡检查工作也是多说成绩，不大肯说缺点，这是值得我们省委负责同志注意的。他说，无论是总结经验、说透缺点或调整比例，都不能把冲天干劲减少。湖北省委接受去年“说大话，吃大亏”的教训，提出“立大志，建大业”的口号，仍然需要强调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关于“左”和右的问题，在执行总路线当中发生的某些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如刮“共产风”，是带有政治性的，是“左”的。
但不能一般化地讲“不‘左’则右”。计划或高一点或低一点，任何时候总是有的，所以一般的计划不准，不能认为是“左”或是右的问题。在经济建设中，究竟是“左”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的危险是主要的？从长期看来，主要的障碍可能还是右倾保守。王任重表示不能同意在经济建设中纠正“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的说法。关于“得不偿失”的问题，王任重说，“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批判，大跃进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总的说来，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从1958年造成了大跃进的局面的历史意义来说，缺点错误则不成比例。一个指头的问题今后还会有的，什么事情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王任重还说，经过几年努力实现“吃饭不要钱”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他说，办食堂是个正确方向，但可以根据地区的不同，灵活执行，不必强求一致。
他不同意有的同志提出的“根据条件，可办可不办”的方针，认为“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是对的。
北京来的同志多关注计划安排和一些具体问题。这些方面比地方的同志体会深，也谈得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