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日到21日，第三组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不同意见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
陈正人不同意信中“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一点。他认为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并不紧张，只有小部分地区紧张，市场情况也是如此。
而且，紧张情况正在逐步好转。好的现象多，坏的少。虚夸现象过去是存在的，现在已大力改进了。现在的问题是另一方面的，即发生瞒产现象。
陈正人同柯庆施等住一栋房子，当时很受柯的影响。我们都在一个饭厅吃饭。记得在23日前，不同观点紧张交锋的几天，也许出于好意，一天饭后，陈正人把我拉到一边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得心应手”这些话也是有所指的。
程子华认为“认识过迟”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许多重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并非认识过迟。“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这种估计，实际否定了农业大跃进的成就。也不能把工业、商业上的缺点，都推到农业上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说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可是总路线三句话，“15年赶上英国”，以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等，都是推动大跃进的动力；广大群众要求很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党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也不符合实际。去年群众路线有了很大发展，商业战线也搞起了群众运动。“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这种说法不恰当。就是对食堂不满意的，也只是少数人。对全民炼钢估计上，结论是“有失有得”，也不恰当。发生一些缺点，有的不可避免，有的由于没有经验。最重要的是，因此取得了宝贵经验，不能把得、失并列相看。
贺龙认为，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点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回想博古王明路线的错误，“整个湘鄂西苏区，被承认为党员的只有关向应、卢冬生、夏曦和我。提起这些事，我真痛心。而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像这样的路线错误是难以纠正的。而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这就是毛泽东23日讲话中，关于“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由来。
余秋里的发言中，也对彭德怀的信提了两点不同意见：第一，说“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浮夸作风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点是有的，不能说是吹遍各地区各部门。同时，成绩的确很大，并不是谁瞎吹。对于吹，要有分析。第二，“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不能这样说。我们有缺点错误，群众固然有意见，但是群众也的确承认我们去年的成绩了不起，群众是高兴的。
柯庆施17日的发言，根本没有对彭德怀的信正面提任何意见。就得失关系，只是说，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说1959年华东428万吨生铁任务，就是要靠去年建设起来的“小洋群”设备完成的。群众对缺点的意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正如上海工人说的：“只要向我们说清楚，我们哪里是要捣国家的蛋。”“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的。”说农村粮食真正紧一点的是山东济宁，但济宁现在基本上稳定了。华东其他各省尚有小部分地区的粮食，曾有不同程度的紧张，都已作了安排，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我们正在切实改正缺点，同群众的关系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紧张得了不得。
在柯庆施这个组的张仲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的信中的观点。他说，从甘肃去年的大跃进情况看，是“得多于失”。甘肃去年的粮食落实数字120亿斤，比1957年增长41%。粮食真正紧张的有7个县，主要是不会过日子，疏忽大意，对粮食问题抓得晚了，对仓库也没有管好。由于粮食方面发生了问题，有的同志就怀疑到去年大办钢铁对不对？说炼钢任务大了，划不来。这些看法虽然不是多数人的，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必须在认识上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团结。
张仲良举了甘肃的例子，说1957年甘肃铁一吨不产，去年钢就炼了5万多吨，建设了一批小高炉，培训了四万多技术人员和工人，这样既炼了铁，又炼了人，不花点学费，是办不到的。他说，这些成绩没有去年的大跃进，没有去年的群众运动，是办不到的，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争取了时间，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些成绩说明“得不偿失”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失有得”的看法也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