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录下了胡乔木、周小舟和我的发言，是很支持彭德怀的信的。下面录出的一些人的发言，对这封信，有的是明显的支持或反对的；有的没有直接表态，言内之意也好，言外之意也好，究竟是支持或反对，读者可以自加体会。
黄克诚是17日上山的。18日一早参加国务院会之前，周小舟和周惠约我去看望他。我们都谈到会议有不能多说缺点的压力。黄克诚说，在书记处会议上他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一个敢讲点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谈到彭德怀的信，黄克诚说粗看了一下，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德怀说。后来传说周恩来有这样的话：黄克诚早上山就好了，这样，彭德怀写信之事就可能不会发生。20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曾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
19日，黄克诚在第五组发了言，没有谈彭德怀的信。他说，他同意主席讲的三句话和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他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他同意（议定记录中讲的三条缺点，再补充以下几条：1.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2.比例失调；3.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北戴河通过公社决议时，黄克诚就对陶铸、周小舟等人谈过：公社挂个牌子算了。黄克诚是一个遇事尤其重大之事惯于多想困难的人，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他自己的艰辛经历，包括乞食千里才回到苏区，以及多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在党内斗争特别是打AB团等错误肃反政策的教训中，使他养成的一种思考习惯。
他在党内是有名的“老右倾”，受过多次打击和处分，但他不以为意，该讲的还是讲。可惜陶铸也好，周小舟也好，谁也挡不住公社大挂牌子。这时黄克诚在发言中谈到公社问题时说：“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谈到作风问题，他补充一点，即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举出高扬反映河南炼铁中问题的例子。当时中央工交工作部副部长高扬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地了解炼铁情况，这是大放卫星的地方，发现质量不好，产量不实，向中央写了封信，提出看法。
材料转到河南省委后，河南省委大发雷霆。这就是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黄克诚认为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在发言中，他还指出去年兴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最后谈到缺点造成的影响：1.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基建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2.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3.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毛主席也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赵尔陆（一机部部长）和陶鲁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都在第四组，他们21日的发言，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后来都引起非难，受到批评。
赵尔陆说，过去一个短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应该感到沉重。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建议书值得斟酌的是有个别问题的提法（如说缺点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分析不够，容易引起误会。大跃进期间，部门之间工作矛盾最严重的是一机部同冶金部。可以这样说，冶金部在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产品的质量。数量等问题，最后主要都落实到一机部，由一机部来承担。
陶鲁笳直率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关系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然已大体纠正了，但完全解决还要做很多工作。缺点的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有缺点错误，必然非右即“左”；大跃进中主要的倾向，肯定不能说右，当然就是“左”。
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出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总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还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