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会议后，4月29日，毛泽东向全国各级干部发出的《党内通信》中，继续发挥他在上海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又着重谈到讲真话的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的而又勉强讲能够做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边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彭德怀在国外就听人转述过这个通信，回国后，又特地找来细读。
在匈牙利访问时，同国防部长的谈话中，他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深刻教训在于：除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外，主要还是由于肃反的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卡达尔接见，谈到匈牙利事件时，彭德怀曾感慨地说道：“敌人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党的路线不正确和党的作风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最深切的体会。”
在罗马尼亚时，他给黄克诚打电话，专门询问了国内的经济情况。回国后，在一次中央常委会和赴庐山的火车上，他都谈过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在火车上，他还随意跟人讲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后来批斗他时，这话被当做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提了出来。）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顾不上在国外50多天的疲劳，马上同黄克诚谈了一个上午，了解到有些地区缺粮和春荒情况，尤其是甘肃严重缺粮，使他大吃一惊，感慨万端。于是决定紧急动用军队运输工具，帮助向灾区运粮。据保健人员说，彭德怀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吃饭极少，保健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吃这么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说：“看看外边，这叫人怎么能吃得下去。”原来远处站着许多人，衣衫褴褛，蓬首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显然都是灾民。当时我们同乘一趟专列，却没注意到这一情景。彭德怀幼年过着极其贫苦的农家生活，逢年过节，老祖母常带着小弟弟出外讨饭，他的一个弟弟是活活饿死的。终其一生，他不忘本，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由于出国的疲劳，彭德怀原不准备上山开会，后来还是黄克诚的敦促，他才上山的。前面谈到，神仙会阶段，人们游山赋诗，雅兴不浅。彭德怀却没有这番心情，除开会外，整天关在房内阅读文件。在会议后期查清，彭德怀在7月3日到10日西北组的小组会上共有7次发言（或插话），几经校对，印发出来。这些零碎的发言，谈了一些情况和问题，有的措辞较严厉。如谈了韶山只增产14%，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67%，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脱一次脱光，免得被动。说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
农村4个月不供油，事实上办不到，这完全是主观主义；他问地方同志：你们提了意见没有？抵制过没有？他认为去年出问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他也谈到自己的4次错误：打赣州、百团大战（还没作结论）、西府战役打宝鸡、朝鲜第五次战役。他还提了一些全局性的、尖锐的意见，归纳为8条：
1.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2.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3.“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
4.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系统，这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办到的事情。
5.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6.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3个月。
7.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8.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此外，这时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他郑重地讲到：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东欧人民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还出了匈牙利事件。又讲全民炼铁，国家与地方补贴共50多亿，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大，用这笔钱去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怕有庐山这么高呀。毛泽东说，不会有庐山这样高。彭德怀说，那就矮一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