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在这漫长的28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干预这些巨大的客观因素制约有关。这28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胜利，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被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3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提高，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井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
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中就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做全欧洲革命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
“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这说明，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他在1920年讲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斯大林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39年宣布，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隔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
1957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人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
《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