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经验写了书。
以前他们有公社问题；斯大林讲过，集体农庄加食堂就是公社。斯大林吃亏就在说他办的事，一切都很好。从不讲缺点，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有错不能很快改正。苏联1936年宪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否认矛盾；否认缺点错误，就不能前进。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10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应该说，我们对建设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10年。建国后10年，第九年度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度在庐山开会。我们这一年来的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大家要记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分析问题，脑子不要僵化，不要要求人家硬相信我们这一套。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10年。从具体事情来说，有些得不偿失问题；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一定学费的。（刘少奇插话：大办钢铁花了20多亿，全民学了，值得。）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
讲到报酬，要按劳付酬。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这话是党内讲，对先进分子讲的。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写文章要多少稿费，钱多了，物质刺激也不起作用了。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宣传问题。关于已公布的指标改不改？两种意见：一种，这回改，1958年、1959年的都改；一种，现在不改，一律不改，明年再改，甚至等1962年计划一起改，正式发公报。也有一种意见，1958年不改，1959年就不好说实话了。到底如何改好？五年计划改不改，要不要？明年拿不拿出来？
我看现在难搞，经验还不够。对外来说，八大通过的，已经有过一个二五计划，实行中无非超过。可以党内搞个二五指标，此事也难以肯定，搞个发展趋势，发展方向。
今年党代表大会是否不开？经验还不成熟，缺一年也可以。党代会开不开？各级改选不？小组会讨论一下。
农业四十条，赞成搞；人代大会还没通过。单位面积产量，有人提出400、500、800斤改为500、600、1000斤（即黄河以北，以南及长江以南亩产指标），是否改500、600、900斤？高寒地区在外。不要把两广压得太重，大家考虑。有人提出除“四害”不行，放松了，还要搞。麻雀是否还要打？
粮食如果今秋确实大丰收，可以征购1100亿斤。假如不如去年，也可以减少一点，如甘肃、湖北，可以减少一点。过日子问题，要好好给大家讲一讲，有些地方去年增产不多，今年粮倒不紧；增产多的反而紧，主要是估产高了和安排不当。各地都有很多例子，要用以教育乡、社干部。“糠菜半年粮”改为“瓜菜半年粮”好，原来只是极而言之。
县级以上基建项目，原来有13000多个，许多根本没有动，只是列上计划。去年打了个大胜仗，把我们也打得稀里哗啦。现在是后备力量太差，明年少搞一点，增加储备。过去打了胜仗之后，人员伤亡，可以合并编制。
搞经济建设，不能将两个工厂合并成一个。
从这篇讲话看到，当时毛泽东的思想虽然仍坚持大跃进还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总的说不过是1个指头与9个指头的问题，但确实是要大家冷静下来，要承认去年确实出现了失误，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一个个去解决。
讲话中还提到彭德怀的看法，可见对彭尚无戒心。那时的大问题是必须将各种指标落到实处。例如7月5日，有关粮食问题的一段近千字批语，就是如此。陈国栋关于下年度粮食分配调整意见的报告，认为必须把粮食分配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留有余地；仍应继续贯彻执行“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细水长流、计划用粮”的原则。认为全国约需4300亿斤原粮才能过日子。除1958至1959年度销售了1020亿斤外，历年销量都没有超过840亿斤，因而提出1959至1960年度销售指标855亿斤（比上海会议定的少120亿斤）。毛泽东批示，此数似乎也略多了，可否调整到800亿斤或810—20亿斤。“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他基本上同意陈国栋的报告，要“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至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