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59年计划，信中说：“我们从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一直感到问题很大。虽然在多次会议上，并且向很多能接触到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提出来。今年年初，在整理一个资料时，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却又受到领导上的严厉申斥，甚至提出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为此事长时间难过极了。”
这位申斥过他的领导同志，也明知“差口这么大”的严重性，后来又向人说：“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红尘。”李云仲似乎不能理解当时许多高层负责同志的为难处，因此在信中说道：“明明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却要大家‘看破红尘’，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我回到宿舍以后老是想来想去，共产党员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能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人是把党的事业放在前面，还是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党的一部分事业，由这样的‘领导’来管理是适当的吗？”
作为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人员，信中还谈到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还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就是属于这一种”。去年增加的2100万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村中的骨干劳动力几乎抽光了），连他们的家属恐有五六千万人，由生产农产品一变而为消费农产品的人。这“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关于计划工作问题，几年来是大家意见最多，也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情。今年这个多了，明年那个少了；今天变过来，明天变过去；今天生产这种产品，明天生产那种产品；今年这个项目施工，明年那个项目停工……总之是，‘左右摇摆，进退维谷’，真是‘进亦忧，退亦忧’。”一位同志跟我说：“今大很多问题，计划部门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分，但是作为综合性的国民经济计划机关，未给中央当好‘参谋部’却是事实。”然后，信中指出近年计划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有三：1.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才能做好综合平衡，但实际常常是在各单位、部门间，年度、长远间，以及材料、进度，主机、配套，以及基建项目间，顾此失彼，畸轻畸重，“有数字无措施，有计划缺检查”。
2.这不能简单归于无经验，而是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严重，特别是1958、1959两年，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讨论；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具体经济计划工作人员和厂矿企业的意见，很少得到考虑；每次计划方案，下面意见很多，也知道问题很大，但就是不采纳，甚至无人听取这些。向中央提出所谓方案，往往是3000万吨是积极的，是可以争取完成的；2200、2000、1800万吨也是积极的，可以争取完成的。其实很多做具体工作的人都了解，没有充分根据，漏洞百出。今年的计划调整后，钢按1300万吨，比去年增加500万吨好钢，当然，仍然是跃进指标，但问题还很多。
3.在大运动中，计划工作不能正确坚持党的原则，跟着人家跑，时冷时热。苏联计划工作的重要经验，就是要坚持原则。“计划机关在一个部门、地区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必须从全面出发坚持原则，不能怕有争论；事实上往往由于在这方面站不稳而吃大亏。对这项经验，我们吸取得不够。”信中还谈到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这也是我当时最忧虑并几次进言的问题）：“长期计划必须尽快编制，否则许多重大问题不能解决，如基本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规模问题，大型设备的生产安排问题，部门间的比例问题，工业布局和地区规划问题，重大的技术政策问题等。”
此外，信中还针对毛泽东提倡的一个地区或一个省建立独立工业体系问题，以及去年以来，中央把工业、商业、财政、物资等管理权限下放过多的情况提了意见。他举出具体例子，说明原料与产品相互供应的横向联系中断，生产和市场都会发生严重影响，从而提出“国家穷，工业基础很弱，事实上全国只有一个工业体系”，各地区在短期内都形不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是集中还是分散对国家建设有利呢？“想来想去还是集中多一些好。”
信未还谈到如何树立节约与朴实的风气问题，批评近年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的太多，国庆几大工程也有些过分。“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300万吨的钢铁企业或1600~1800万平方米职工住宅。”关于会议的伙食标准太高，请客送礼之风，以及负责干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也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毛泽东在批示中虽然说“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对他敢于直言的精神还是表示了赞赏，尤其对信中道出计划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很觉中肯。“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从李云仲的一封信及毛泽东对此信的批示（尽管这个批示是发动批判彭德怀以后写的），就在当时也可感到：庐山会议本身和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发展（两者密不可分），是多么矛盾，多么不可理解啊！
李云仲本人的命运如何，当然可以想象得到：在劫难逃。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长期在黑龙江一个煤矿井下劳动。他的一位亲近朋友，曾特意到我家中对我说，他看了这本《庐山会议实录》（第1版）后，心情很不平静，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还会收入一本史书，并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评价。当然，毛泽东当年看了这封信后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以及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他也是看了这本《实录》后才知道的。
